长江的“大考”:禁渔后江豚重现武汉,种群隐患早有“伏笔”?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水生生态库,在江中400多种鱼类中,有180余种为长江所特有,其中不乏“长江三鲜”、中华鲟等名贵珍稀物种。此外,长江还孕育了全国唯二的淡水豚:白鱀豚和长江江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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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后,白鱀豚在长江销声匿迹,目前处于功能性灭绝的状态。幸运的长江江豚则迎来了“十年禁渔”,种群由衰退期进入平稳期,近年来目击率逐渐提高,长江南京段、芜湖段乃至汉江潜江段都曾发现过成群的江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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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武汉江段时隔10多年再次发现了江豚的踪迹:2021年共发现江豚4次,目击14头次,最大的种群已发展到了8头,“组团”在天兴洲夹江中漫游嬉戏。2022年3月以来,江豚接连在武汉的江夏金口江段现身,成群捕食的场面令人振奋。

长江江豚在武汉段频繁出现,意味着什么?

长江江豚全身呈灰色,吻部圆钝,体长1.2~1.9米,被沿江市民称为“江猪”。

“江猪”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在水下没有天敌,但繁殖速度却很慢,雌兽一般2~3年才产下一头幼崽,种群不易恢复。据统计,2006年长江流域的江豚仅存1800头左右,此后几年数量大幅度下降,2012年骤减至1045头,平均每年减少125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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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6年间,长江干流的江豚减少最多,每年的下降速率为13.73%,种群生存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对此,我国紧急启动了长江江豚拯救计划,严格定下目标:要在未来5年内遏制江豚种群的衰退趋势。时间来到2017年,长江江豚普查结果如期出炉:种群数量约有1012头,每年减少不足7头,这表明保护措施成效明显。

如今,武汉江段频现江豚,这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和江豚的生活习性有关。江豚喜欢活动在水流较缓、噪声低的江洲和江湖交汇区,要求水质好、鱼类多。因此,长江江豚可作为长江生态的指示物种,可以反映出禁渔和水质保护所取得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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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武汉江段频繁出现江豚,这就意味着武汉江段禁渔效果明显,生态环境有所提升。更让人惊喜的是,武汉段的江豚虽然只是偶然性、机会性地出现,但频率在逐渐增多,将来有望形成稳定的江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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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的调查也显示,武汉的白沙洲水域未来可能成为江豚的栖息地和定居点。随着长江禁渔的推进,江里的鱼儿会越来越多,江豚的分布还有望继续变广。以南京段为例,2020年该江段的江豚种群多达21个,比2018年增加了2倍多,集中分布在南京和镇江的江豚保护区内,禁渔效果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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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和2020年南京段江豚种群的对比图

不仅如此,江豚种群还呈现出由干流向支流扩散的趋势。传统文献有载:长江江豚只分布在长江的中下游干流以及鄱阳湖、洞庭湖中,但近年来的调查却发现,有一部分长江江豚已在汉江定居。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汉江的索饵通道畅通无阻,沿线鱼类资源丰富,江豚的分布才产生了适应性变化。

长江江豚有哪些特点?

自白鱀豚消失后,长江江豚就成了长江中唯一的水生哺乳动物,它的旗舰地位不容置疑。

那么,长江江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物呢?

首先,长江江豚为胎生哺乳动物,雌豚一年最多产一胎。雌性江豚首次生育后代的年龄为4~6龄,雄性则为4.5~7龄。研究表明,20龄的江豚仍具有繁殖的潜力,但成功率较低,幼豚的成活率也低。不难推断,江豚一生中产下的后代最多只有15头左右,繁殖能力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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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长江江豚为母系种群。在江豚的后代中,幼崽的雌雄比大致为1:1,但二者的归宿却大不相同。雄性江豚在2龄时会相继离开父母,到其他水域“另立门户”,和原生家族的关系逐渐疏远;新生的雌豚则继续留在种群内部,长期在母系群体中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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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长江江豚通过“语言”联系交流。江豚通过声信号联系,分为“滴答声”和“哨叫声”两种。“滴答声”是指高频脉冲信号,频率峰值为87~145kHz,该信号具有回声定位的功能,有利于捕猎鱼群或探测水下环境。“哨叫声”则是连续的低频信号,用于不同种群和个体间的情感交流和即时通信。

据南京江豚保护协会的专家介绍,江豚还存在“串门”和“通婚”现象,来自不同种群的数十头江豚有时会“打成一片”,密切交流。更有趣的是,江豚幼崽也像人类幼童一样充满好奇心,有时会毫无防备地游到轮船、货船附近,而体型较大的江豚则会保持警惕,远离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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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救护长江江豚

事实上,幼年江豚频繁靠近船只并不是一件好事,螺旋桨很可能会误伤幼豚。据调查员介绍,有些小江豚靠近陌生的船只时,母豚就会在不远处“哨叫”提醒,此时小江豚就会规避船只,快速“归队”。所以,江豚是一种很聪明的物种,堪称长江中的“精灵”!

种群危机早有“预示”?

2008~2016年,我国科考队在长江中下游共采集了251头江豚的死亡数据,结果发现:长江江豚的“头号杀手”是非法渔具,占比23.7%,其次是被螺旋桨打伤,占比19.6%,还有一部分是由于疾病(14.4%)和饥饿(13.4%)导致的。

长江江豚的死因分别对应了禁渔前的三个现象,即过度捕捞、航运发展以及水质恶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过度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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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沿江沿湖的渔民普遍采用密网作业,甚至不惜使用滚钩、迷魂阵等非法渔具,“电毒炸”更是屡禁不止,这些方式对江豚都有直接的杀伤作用。另一方面,过度捕捞导致长江鱼类资源骤减,部分江豚不得不前往风险极高的码头区觅食,进一步增加了伤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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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的渔获产量来看,江豚的危机其实早有预兆。在80年代时,长江干流总捕捞量为20万吨,仅占50年代的一半;90年代,单年产量下降到10万吨;2011年,干流的总渔获减少到8万吨。

这是什么概念呢?这里以太湖为例对比:2009~2015年,太湖每年能收获4.3~5.6万吨的渔获,2019年更是超过了7.2万吨。简而言之,长江的渔获量与水量、面积不成正比,鱼类资源被过度消耗,连几月龄的小鱼苗都难逃厄运——这种情况下,江豚的食物来源很难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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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长江航运。据统计,2021年每天在长江上通航的船只将近7万艘,密度是2015年的3倍。占比最大的是小型船只,其上行航线是沿着4~8米深的近岸水域行驶,而近岸水域恰恰是江豚最喜欢栖息、觅食的水域,货船的驶入会迫使江豚远离近岸,最终围绕江洲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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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的增多还加剧了水下噪声污染,这会对江豚的声音信号造成干扰。据监测,长江干流除了复新洲中部夹江的水下噪声为130dB外,其余江段均在140~150dB之间。这种噪音对幼豚的危害最为致命:幼豚6~7月龄才断奶,和亲豚通过声音联系,如果船舶的噪声太大,幼豚就可能因干扰而与亲豚失联,甚至被冲到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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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江豚救护

水质污染的危害也不容小觑。比如在1984年,安庆江段曾出现了一头十分瘦弱的江豚,自然死亡后,研究人员经解剖发现:该江豚肌肉中的农药六六六含量高达15ppm。再如2015年,洞庭湖水域因过量投放杀钉螺的药物而引发污染,最终导致5头江豚中毒死亡。

如何保护长江江豚?

为保护江豚,我国制定了就地、迁地保护策略,还在南京、何王庙、天鹅洲等地设立了江豚保护区。长江禁渔以来,江豚的保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江苏、安徽、湖北等地的江豚数量正在增多。

目前,保护江豚的手段有三种。一是保护鱼类的产卵场,即江洲、浅滩等水草较多的地区,以此保障江豚的饵料;二是加大监测力度,包括水面专人巡护以及水下脉冲调查两种方式,密切关注种群变化;三是建立救护机制,为受伤、搁浅、生病的野生江豚提供救助,待其恢复健康后再放归自然。

总之,保护长江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生态,最终也是保护人类自己。在保护江豚的同时还应加大科普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江豚、自发地爱护江豚,“长江天使”才能摆脱危机,重回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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