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 宋朝的一个时期 免费编辑 修改义项名

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王朝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

  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王朝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陵川集》卷二十六《太极书院记》)。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著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归潜志》卷一)。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文学方面,南宋文学也带动北方的发展。这在小说和诗文评方面较为明显,因为小说和诗文评的政治性相对较弱,读者面较广。洪迈的《夷坚志》以鬼神怪异为主,北传时间较早,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出使金国,北方的接伴使就关心地问道,《夷志坚》“自《丁志》后,曾更续否”(《宾退录》卷八)。由此可见《夷坚志》在北方的巨大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期待下,后来便有了元好问的续作——《续夷坚志》的问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话之一,可谓是诗话的资料库。该书传入北方后,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诗话》与《苕溪渔隐丛话》关系就非常密切。《滹南诗话》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来源于《苕溪渔隐丛话》。王若虚的辨驳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包括胡仔在内的南宋人而发。也就是说,南宋诗话是《滹南诗话》写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此外,南宋的杜诗研究也在北方有较大的反响。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无名氏的《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宅《门类杜诗》等杜诗研究著作先后传入北方,直接推动了北方杜诗学的发展。元好问正是在南宋杜诗学的促进下,编纂《杜诗学》一书,率先提出杜诗学一词,从而翻开杜诗研究的新篇章。

  南宋的诗歌成就很高,尤、杨、范、陆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范成大曾出使过北方,途中写下了著名的使金绝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这些诗歌在北方无人论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献记载的仅有杨万里一人诗歌传入了北方。诚斋体以自然界为表现对象,独树一帜,受到李纯甫等人的喜爱。李纯甫公开称赞诚斋体“活泼剌底,人难及也”,可是在李纯甫现存诗歌中,几乎看不出丝毫诚斋体的影子,倒是在稍前的王庭筠、赵秉文诗中有一些近似诚斋体的写景之作。随着金王朝国势的日益危殆直到灭亡,轻松活泼的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金末的现实,注定要被人们所冷落。元好问在《又解嘲》诗中说:“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其中的竹隐、南湖,据钱钟书先生解释,是指南宋推崇并效仿诚斋体的诗人徐似道和张鎡。该诗意思是说,徐似道和张鎡那些新巧的诗歌在苏、黄二人面前,还值得一提吗?元好问借苏、黄二名家来弹压徐、张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压小、多此一举之嫌,他也许是借弹压他们来弹压其背后声名显赫的诚斋体。在元好问的诗歌中,也没有效仿诚斋体的迹象,说明诚斋体在北方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诚斋体之外,陆游的诗歌也很可能传入北方。清人翁方纲将陆游与元好问并列,称“天放奇葩角两雄”,但除钱钟书《谈艺录》拈出他们两句相似的诗句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直接的文献可以证明元好问读过陆诗,或受到陆诗的影响。受敌对政权的限制,政治性特别强的陆游诗歌不可能为北方文人所公开接受。总体来看,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南宋诗歌与金源的官方意识严重抵触,对北方诗歌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作用。

  词体由于自身性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自由一些。出身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配稼轩”,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在各体文学样式中,南宋散文成就成就较低,远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难以接受散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在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滹南集》卷三十七)的结论。

  史学方面,南宋王称《东都事略》、胡寅《读史管见》、吕祖谦《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传入北方,其中后三种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可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爱《资治通鉴》,各有专长,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入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赵秉文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深感惋惜,在诗中说:“伤哉绝笔《大事记》,读经未了已亡身。”(《滏水文集》卷九《和杨尚书之美韵》)。金亡之后,北方的《通鉴》学发展很快,出现了元好问所说的“武臣宿将讲说记诵”的热门现象,随之还出现了《陆氏通鉴详节》、《集诸家通鉴节要》等《通鉴》学著作。

  除以上几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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