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

三十一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君主制是家长制的放大。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下,毕竟是才俊如云;但有时,在一个平易而宽厚的家长下,子弟倒也颇有出息。仁宗朝人才之盛,似属后者。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畅所欲言,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说到仁宗朝人才,在宋朝历史上真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

  三十一 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

  君主制是家长制的放大。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下,毕竟是才俊如云;但有时,在一个平易而宽厚的家长下,子弟倒也颇有出息。仁宗朝人才之盛,似属后者。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畅所欲言,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

  说到仁宗朝人才,在宋朝历史上真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大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的。文学艺术上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以上文学,苏轼、黄庭坚兼擅书法)、蔡襄(书法)、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以上绘画)等。思想学术上有孙奭、刘敞(以上经学)、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以上哲学)、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以上理学)、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攽(以上史学)等。科学技术上有王惟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正如苏轼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而明代李贽更认为:仁宗一朝,“鉅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南宋人以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宋代是士大夫自觉意识最高涨的时代,一种崭新的政治面貌已经浮现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说有宋儒气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则开出来的,故而朱熹说“本朝为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文正是仲淹的谥号)。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他对后人影响深远,完全当得起他在《严先生祠堂记》里所推崇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是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贽对他的人格精神评价最高,甚至以为“宋亡,范公不亡也”。

  说到仁宗朝的武将,狄青是不得不说的。他是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行伍出身,在抗击元昊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他喜欢戴一副铜面具,披头散发的冲锋陷阵,这一史实后来被有关狄青的话本小说附会夸张。范仲淹认为他是良将之才,让他读《春秋左传》,对他说:“将领不知古今,只是匹夫之勇。”他从此折节读书,精通了历朝将帅兵法。皇祐四年(1052年),他因战功升至枢密副使,出身行伍而位居枢府,这在太宗以后未有先例。

  宋代士兵入伍前,都要在脸上刺上番号,以免逃亡。据说,在擢迁枢密副使前,仁宗曾劝他把脸上的黥文消去,狄青想起韩琦曾当面折辱他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的才是好汉”,表示不愿消去黥文,并不无自信和自豪地说:“要让天下贱儿,知道国家有此名位相待。”然而,说他将危及朝廷的谣言与各种五行变异编排在一起不胫而走,台谏侍从要求罢免他执政之职的章奏接踵而至。
  嘉祐元年(1056年),狄青终于被罢政出知陈州。做这一决定时,仁宗说了句“狄青是忠臣”,宰相文彦博反问道:“太祖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狄青听到任命后,到中书去问为什么无罪出知州郡,文彦博两眼直瞪瞪逼视好久,才吐出一句:“无他,朝廷疑你!”狄青惊怖的倒退数步。到任后,朝廷每月两次派内侍前来“抚问”,实际上是不放心狄青,而每来就让他惊疑终日。不到半年,一代名将就在陈州忧愤而死。狄青之死,让人深切感受到宋代猜防武将的祖宗家法有多么森严可怕。

  包拯知天长县时,有人来报告自家的耕牛不知被谁割了舌头。他知道这是一起邻里间的陷害案,不动声色的吩咐告状者回家把牛宰了卖掉,割了舌头的牛是难以活命的,只有这种处置办法。果然不出包拯所料:不久就有人来告发那人私自杀牛,因为私杀耕牛在宋代是违法的。包拯严厉责问告发者:为什么割了牛舌,还要诬告别人?那人措手不及,以为事情败露,只得伏罪。大约因为牛舌案,包拯断案如神的名声不胫而走,并为以后小说戏剧所敷衍。

  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说情,仁宗抢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以龙图阁待制(后世因此称其为包龙图)权知开封府,在任仅一年半,却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首先,他惩治不法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其次,他改革诉讼制度。原来诉讼者不能直接到开封府大堂投递诉状,府吏中转,上下其手,他下令大开府衙正门,让诉讼者直到大庭下向他自陈曲直,自此“吏民不敢欺”。再次,他严办无赖刁民。有一次,里巷失火,几个无赖子却趁机起哄,聚众问他:“救火是取甜水巷水,还是苦水巷水?”包拯当即把他们斩首,从此无赖帖然畏服。
  开封府肃然而治,童稚妇孺都知道他的名字,亲切称其“包待制”。他天性严峭,不苟言笑,人们就说让他笑就好比黄河清那样难。开封府则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谚语,以阎罗来形容其刚正不阿和铁面无私。不久,他改任权御史中丞,与宰相富弼、翰林学士欧阳修、经筵侍讲胡瑗当时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先生。看来,包拯成为清官第一典型,却有其原型基础的。

  三十二 宋英宗

  宋仁宗三十四岁前生过三个儿子,都夭折了;其后,虽生到第十三女,却未有儿子出生。他在位四十二年,多次“不豫”(皇帝病危的代名词),一不豫就人事不知,胡言乱语,这种病状在太宗长子赵元佐、三子真宗和南宋光宗身上,一再重现,似乎是赵宋宗室的家族病。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再次“不豫”,长达二十日,多亏宰相文彦博把持大局,才渡过了危机。这种局面令朝廷大臣们意识到确立皇位继承人已迫在眉睫。

  次月,司马光旧事重提,例举了相关的历史教训,仁宗叫他将所奏立即送至中书。
  司马光遵旨照办,并对韩琦说:“诸公倘若不及时议定大事,有一天,禁中夜半拿出一张纸,说立某人为嗣,那时天下谁也不敢吭声了。”韩琦等宰执同声应道:“敢不尽力!”司马光为此已先后七次上书。十月初,仁宗让韩琦看了司马光和吕诲的奏章,问宗室中谁最合适。韩琦趁机说:“这不是臣下所敢议论的,应出自圣断。”

  仁宗曾在宫中抚养过两个宗室子弟,其一是濮安懿王的十三子,名叫宗实。濮安懿王是真宗的侄子,仁宗的堂兄。宗实四岁入宫,八岁时,因仁宗次子出生,被送回王府。其间,仁宗曹皇后也在宫中抚养了自己的外甥女,姓高,名叫滔滔。两人年纪相仿,颇有点青梅竹马的味道。庆历末年,仁宗无子,对曹皇后说:“我们过去收养过的宗实和滔滔都大了,我们为他俩主婚,如何?”于是仁宗的养子宗实娶了曹皇后的外甥女(这就是后来元祐更化时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很是热闹了一番,宫中盛传“天子娶妇,皇后嫁女”的说法。如今从宗室子弟中确定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仁宗自然倾向于宗实。

  为了政权的稳定、天下的安宁,范镇、司马光等一大批朝臣,终于信念,勇于牺牲,一再犯颜极谏非臣子所宜言的皇位继承人问题,而韩琦作为宰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次年三月末的夜里,仁宗突然去世,时距皇子之立仅隔半年。曹皇后制止了内侍出宫报丧,派人悄悄通知韩琦等宰执黎明入宫。韩琦赶到,即请曹皇后宣赵曙入宫即位。赵曙到场,连说“我不敢做,我不敢做”,转身就走。韩琦等将他抱住,七手八脚为他穿上黄袍。然后将翰林学士王珪找来草拟遗诏,他一时间惊恐得不知如何下笔,韩琦临变不惊,吩咐他按自己说的写。四月一日早朝,韩琦宣读遗诏,宣布仁宗驾崩,新皇帝已在昨日登基。这位新皇帝就是宋英宗。

  尽管记载颇多异同,但曹太后归政迫于形势,出于无奈,在台谏官一再谏诤下,由韩琦主其事则毫无疑问。由于这种制约机制的有效存在,兼之宋代家法对母后干政约束甚严,两宋尽管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多达八人,却从未危乱政局。

  按照儒家礼制,帝王由旁支入承大统,就应该以先皇为父,而不能以本生父母为考妣;秦汉以来那些推尊其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做法,都是见讥于当时、非议于后世的。

  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都贬黜出朝,京城传开了“绝市无台官”的谚语。濮议在君权与相权的联手压制下收场,称皇考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濮议之争,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无聊。但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中,“皇考”派于礼于理都显得有亏,宰执大臣们却有讨好英宗的味道。吕诲等台谏官执之愈坚,辨之愈烈,是当时台谏风气与职责使然,并不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纯粹是以台谏官为主体的反对派借题发挥,挑起争端,不惜去位,博取美名。不过,这一结局也表明,台谏的制衡作用最终还需听命于君权,因而其制约机制作用只有在明君、贤相、好台谏下才能兑现,而满足三者是十分困难的。濮议也说明了英宗不是“明哲”之君。

  十二月,英宗病情加剧。二十一日,韩琦请英宗“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并把纸笔递给他。英宗亲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字,韩琦看后说:“一定是颍王,烦圣上再亲笔书写。”英宗只得拿起笔,一边吃力的添加“颍王顼”三字,一边泫然泪下。韩琦这才把翰林学士张方平叫来起草遗诏。出宫时,文彦博问他是否看到圣上流泪,韩琦回答:“国事当如此,有何办法!”次日,宣布立赵顼为皇太子。
  仅隔十五天,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韩琦急召皇太子前来,其间英宗的手忽动了一下,另一宰相曾公亮担心英宗活过来都要背上大逆罪,提醒韩琦。韩琦不为所动,说:“先帝复生,就是太上皇。”继续安排赵顼即位,他就是宋神宗。
  韩琦曾自称“某平生仗孤忠以进,每遇大事,则以死自处”,他历仕三帝,顾命两朝,临变处疑,不动声色,当得起这个自我评价,是宋代有数的社稷大臣之一。

  三十三 熙宁新法

  神宗即位第三天,三司使韩绛奏报:自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征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他这才知道自己继承的是怎样一幅摊子。

  实际上,宋朝积贫积弱由来已久。所谓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治平二年(1065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而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数量不断攀升的冗官和冗兵。宋朝为达到权力分散的目的,官僚机构牵制重叠,“事即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冗官不可避免,仅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就比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的官员数增加一倍。而军队的增加更是触目惊心,治平年间的兵额竟是太祖开国之初的5.3倍,军队开支竟占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所谓积弱,是指宋代不断扩大的军队,却在与辽、夏冲突中一再处于劣势,康定、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实在令宋人气短。
  在农业社会的土地问题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到仁宗后期,大官富姓占田无限,这种土地兼并趋势与天灾人祸相结合,迫使大批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跌破贫困生存线。不仅如此,兼并大量土地的官绅形势户还凭借特权逃避税役负担,据治平年间统计,全国土地中,“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仁宗中期起,铤而走险的农民与士兵“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
  庆历新政时就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因新政夭折而延宕了下来。其后,表面危机似乎因宋夏议和而缓解掩盖,但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自庆历、嘉祐以来,当世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张方平、文彦博、韩琦,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等,一大批有识之士要求变革的呼声从未中断过。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君臣之间有段对话。神宗问:“世人都认为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安石答:“世俗都以为经术不能施于世务,不知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神宗很赞赏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继续问当务之急是什么,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是方今之所急。”神宗让他拿出一套方案来。
  二十余日后,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宰相陈升之和王安石主其事,筹划与制定新的法规和政策,这就正式揭开了熙宁变法的大幕。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习惯把熙宁年间这场变革称为“王安石变法”,这当然是因为列宁盛赞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缘故。王安石在这场改革中的关键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倘若没有神宗的坚决支持和断然发动,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既然熙宁年间的改革是这对君臣共同推动的,称以熙宁新法自然更为客观公正。

  其一,均输法。熙宁二月七月颁行。宋朝立国全赖东南六路的物资供应,但原先的发运司虽主持其事,却既不了解京师对物资需求的实际情况,又没有掌握诸路上供物资的权力,只是刻板的以税收按簿籍购求物资发运京师,于是“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以取赢,年检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一旦遇有特支,发运司和诸路就恣意搜刮,或用“支移”、“折变”等手法扩大税收弥补不足,所夺农民租税甚至超过原额一倍,而富商大贾则乘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均输法即为纠正以上弊端而创立,目的在于调整物资的供求关系,稳定物资价格,节省国家开支,减轻农民负担,打击不法商贾。具体方法是:朝廷拨出五百万贯钱和三百万石米作为发运司周转经费,发运使根据京师库藏和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及时机动购办相关物资。

  其二,青苗法,也称常平法。熙宁二月九月颁行。每逢青黄不接或天灾人祸之际,佃农或小自耕农往往被迫向高利贷者借贷以渡过难关,而一旦无力归还,就有失去土地、无以为生之虞。青苗法即为缓和土地兼并和自耕农的贫困化趋势而设立的。其具体方法是:各路将原常平广惠仓的粮米由专运司兑换为现钱;以前十年中丰收时的粮价作为预借的折算标准,将民户自愿请贷的粮食折成现款贷付;每年分夏料与秋料两次,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将钱物贷与请贷的民户,连本外加40%利息随同夏秋二税一起缴还(若遇灾荒则随下次收成时归还);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如本路常平钱额在支借以后尚有余额,则由官府根据二等以上人户数多寡酌量派给。

  其五,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行。随着商业资本发达,富商大贾垄断市场,操纵物价,严重损害中小商人和市民的利益。市易法即为改变这一状况而制定的。其主要内容是:设立京师市易务(后因沿边和内地重要城市都设立市易务,遂改京师市易务为都市易务),朝廷拨钱一百万贯作为其本钱,负责平价收购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人只要向市易务抵押资产,即可以40%的年息利率赊购市易务库存货物到各地销售;都市易务和各地市易务之间相互通报物价和货物情况,平衡物价,协调物流。

  其七,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豪强地主隐瞒田亩,逃避税收,始终是宋代社会一大问题。以全国耕地数而言,真宗时达五百二十四万顷,到仁宗后期竟只有二百二十八万顷。方田均税法即旨在丈量耕地,清查漏赋,均定田税。其主要方法是:各县以千步见方(约合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作为丈量单位,在每年农闲丈量所有耕地,登记造册,按土质定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

  熙宁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其广度和深度是庆历新政无法比拟的,其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为了培养变法的后继人才,育才新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从变法的侧重面来看,富国明显重于强兵,而理财是富国的根本手段,理财方面的新法接二连三的出笼,原因即在于此。而对熙宁变法的争论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理财诸新法上,尤其集中在青苗法和免役法上。
  这里,倘若试图对新法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是不自量力的。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始终没有定论,因为无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抑或折中的评价,都能毫不费力的举出足够的史料。正因如此,熙宁变法是宋史乃至中国历史里一个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在可望的将来仍将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难题。

  三十四 大变法与新旧党

  新法陆续颁行,反对的呼声也日渐激烈。参知政事唐介与王安石经常争论新法,神宗总是偏袒安石,唐介不胜其愤,疽发而死。时人对当时五位宰执各给一字评语,合起来则是“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气勃勃的锐意新法;老指曾公亮,他因年老而依违在新旧党之间;病指富弼,他反对新法而称病不理政事;死即指唐介;苦指赵抃,他每见新法出台,“称哭者数十”。

  通过具体实施,青苗法虽然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的部分利益,缓解了贫下户的燃眉之急,但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放贷取息的任务,硬性摊派成为最大的弊病。熙宁三年二月,韩琦在河北安抚使任上上书:“兴利之臣纷纷四处。条文虽然禁止抑配,但倘不抑配,上户必然不愿借,下户则借时甚易,还时甚难,将来必有同保均赔之弊。”
  神宗见奏,大称韩琦是真忠臣,自责“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王安石则反击道:“抑兼并,振贫弱,怎能称为兴利之臣!”神宗开始动摇,下令中止青苗法。安石称病不出,上章求去。考虑到安石一去,变法也将寿终正寝,富国强兵梦也无从实现,神宗便反悔几天前的决定,一边继续推行青苗法,一边敦请安石出来理政。

  神宗还想调和新旧党之争,打算重用司马光,王安石明确反对:“现在用司马光,无疑是为反对派树上一面大旗。”安石托病期间,神宗让司马光升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一辞再辞,并要求神宗罢青苗、免役二法。两派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参知政事赵抃见安石加强了新法的力度,感到再也无法与之共处在宰执集团之中,也上了一奏,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四十余名青苗使者“骚动天下”,“财利于事为轻,民心得失为重”,自求罢政,出知州郡。

  熙宁变法前期神宗、王安石确实是同心同德配合默契的,神宗自己也对安石说“自古君臣如卿与朕相知极少”。

  司马光见上书未被采纳,便一再要求神宗让他改判西经洛阳御史留台。熙宁四年四月,神宗同意他出任这一闲差,让他专心致志去修《资治通鉴》。他到洛阳不久,吕诲去世,临终喊着司马光的表字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但司马光却从此决口不论政事,修书的同时,他在冷观风云的变化。

  熙宁六年四月,最后一名老臣文彦博辞去枢密使的职位,出判府郡。他看不惯市易法实行一年以来,连水果也要派官监卖,认为堂堂大国,皇皇求利,损国体而敛民怨。市易法是由国家实行对商业的垄断,虽然确保国家能从商人手中夺走部分利益,却在客观上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熙宁变法虽是中国中古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但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因而就改革内容来看,却丝毫没有触及政治领域,其政治勇气比起庆历新政来都有明显倒退的迹象。

  变法确实使国用丰饶:熙宁六年的青苗钱利息达二百九十二万贯,熙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即支付役钱以后的纯结余)达三百九十二万贯,两者相加约为七百万贯。但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而青苗还息和免役纳钱,负担最重、受害最深的还是被迫以实物易货币的贫民下户。

  对这次大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必不可免的。

  在熙宁新政中,王安石与司马光各自所代表的新旧党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论;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因而不能用改革派与守旧派来论定。

  熙宁变法的功过得失与是非成败,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至于经验教训也将是见仁见智的,但以下几点还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王安石确有不凡的抱负与远大的理想,他也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实践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了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余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社会各阶层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的和物质的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第二,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即以双方争执最激烈的青苗法与免役法而言,旧党多就执行效果言,新党则多就立法本意言,立论也就大相径庭。青苗法制定以后,征求意见,苏辙就认为:动机虽好,“出纳之际,吏缘为奸”的问题难以解决。连神宗也承认青苗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免役法执行结果则是“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也完全违背了初衷。
  第三,用人不当,是熙宁新政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李定、邓绾、蔡京等,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陆佃向王安石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贿赂,但变法派竟以“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放纵新法执行中的腐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最大的弊病,还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反变法派相比,立即陷入劣势,变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十六 与西夏的再较量

  宋神宗自命大有为之才,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的君主。他与群臣说起仁宗朝宋夏交战、契丹趁火打劫的往事,甚至悲痛得流泪。用武开边,建功立业,是他一生的梦想。他始终把解决契丹和西夏问题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在熙丰变法中,他为军事行动作了物质上的大量准备,先后建了五十二个军用物资库,并赋诗明志道:“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求胜心切,溢于言表。
  尤其是对西夏,就像是旧主人容不得昔日的小伙计成为他平起平坐的新对手,神宗总想一举消灭它,以挟制契丹和吐蕃,显示大宋朝的神威。

  熙宁元年(1068年),变法派杰出的军事家王韶向神宗上《平戎策》三篇,要旨是先取河湟,控扼西北门户,斩断西夏右臂;再威服吐蕃,孤立西夏;然后伺机出兵,关门打狗。
  这一战略分析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就牵涉到宋军的人才与素质。但神宗显然大受鼓舞,任命王韶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司马光、富弼等老臣纷纷上书,认为内政还没有做好,贸然发动战争是很危险的。但王安石却鼓励神宗时不可失。

  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梁太后反对夏惠宗欲将河、洮等州黄河以南的土地还给宋朝,囚禁了惠宗。鄜延副总管种谔上书神宗以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倘若西夏被辽朝趁机攻取,必为中国的大患。神宗召见了他,他指陈箸划之余大言道:“夏国无人,秉常(夏惠宗名)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神宗便定议攻夏。

  宋军在这次战役中仓促出征,麻痹轻敌,各自为战,互相扯皮,既缺少一个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主帅,又在军粮供应上严重脱节,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西夏军实行坚壁清野、纵敌深入的正确战略,再捕捉战机,断敌粮运,终于取得灵州保卫战的胜利。

  神宗是一个颇欲有所作为的皇帝,熙宁新政、元丰改制、与西夏的较量,得失相参,却无不凸显其雄心勃勃的个性。无奈到他即位时,宋朝内政外患诸问题早已积重难返,决非短期内急功近利所能解决的,这就决定他成不了一代雄主。他在新法与开边两方面都显得操之过急,在对西夏的战争上尤其如此,宋朝在灵州之战与永乐之役中死伤民兵多达六十万,失误不可谓不大。

  三十七 元祐更化与洛蜀朔党争

  司马光认为朝中尽是变法派的天下,便推荐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以为他们的品行学问可以担任台谏或经筵官;还推荐了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等,希望朝廷委以重任,尽其才干;并建议让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德高望重的旧臣各举人才。于是,一大批反变法派联骈入朝,力量对比顿时改观。

  神宗去世的当年七月,首先废除的是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与保马法也相继废罢。次年,改元元祐元年(1086年),废除新法工作雷厉风行的推开,史称“元祐更化”。

  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之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连这都要废除吗?”许久,又说:“这法终不可罢!我和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考虑到的。”

  司马光同一阵营内对免役法行废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苏轼说得更在理:“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利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但司马光固执己见,令苏轼私下里感慨大呼“司马牛,司马牛”。南宋吕中也以为:因其利而去其害,差役免役二法均是可行的。苏轼在这一问题上远比司马光通达。

  王安石是这年四月辞世的。司马光认为,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很多,变法是因为不晓事体而喜欢更张,现在矫其失、革其弊,有人百般诋毁,我们应该对他优加厚礼,拯救风气。五个月后,司马光也去世了,这时新法已废除殆尽。
  他俩曾是朋友,但大变法使他们成为政敌。尽管如此,他们所争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只是治国方略的出处异同,对对方的人格才学仍抱着充分的尊重。在坚持自己政见上,他们都过份自信和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并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忧国忧民。他们都是君子,但作为政治家,处理问题却过于绝对化,都或正或反的给当时的国计民生留下了种种问题。

  王夫之这样描述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更化:“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王安石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反对人士,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比安石走得更远,做得更绝。连朱熹都讥讽这种一切以熙丰划线的思路,是“闭着门说道理”,因而“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堕入因循”。

  熙丰新法已经操之过急,元祐更化更是急于熙丰。南宋吕中指出:“去熙丰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则不容以太急。”熙丰小人之说还值得商榷,但政局与制度的转圜承受不起这种大起落的折腾,还是说在点子上的。总的说来,司马光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却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纯仁对高太后进谏道:“朝廷不能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贬黜大臣。不能开这种先例。”
范纯仁等人的说法是深具眼光的,但当时的高太后与明清以后锻炼文字狱的独裁者并未从中得到警悟。

  司马光是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自他去世后,位居要津的反变法派失去了凝聚力,这一现象在吕公著死后日渐加剧。除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和范祖禹等独立自守,不少朝臣大致按籍贯划分为洛党、蜀党和朔党。洛党首领是程颐,其下有朱光庭、贾易等,不少人都是程门子弟。蜀党首领是苏轼,其下有苏辙、吕陶等。朔党领袖人物有刘挚、王岩叟、刘安世、梁焘,其下成员颇多。如果说,他们在熙宁时与新党争辩新法,还是出于关怀苍生黎民的公心,那么,他们在元祐间分朋立党,除了学风旨趣那么点差异,剩下的就只有党派的私利和意气了。

  高太后的去世,是元祐更化结束、绍圣绍述开始的标志。有记载说,“方其垂帘,每有号令,天下人谓之快活条贯”,甚至称颂她是“女中尧舜”,但这些恐怕都是反变法派的评价。高太后听政期间,以母改子,尽废新法,大有矫枉过正之处,整个元祐更化谈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经济政策上旧党也毫无积极的建树,只是一场情绪化的清算运动。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好),但元祐更化反而使这些国家社会问题治丝而棼。
  更为关键的是,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一期间的许多人事,新旧党之间的党同伐异,旧党内部洛蜀朔党的杯葛恩怨,高太后与宋哲宗祖孙之间的龃龉隔阂,到绍圣绍述时都搅成一股逆反的合力,以更大的势能喷发出来,影响到其后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走向。

  三十八 绍圣绍述

  高太后是元祐更化的核心人物,元祐旧臣都仰承她的鼻息,没把小皇帝放在眼里,甚至连他说话都爱理不理。在高太后的阴影下,宋哲宗活得很压抑,对高太后和元祐诸臣积聚着深深的怨愤。有一次,高太后问他:“那些大臣奏事,你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说?”他回答道:“娘娘已处分,还让我说什么?”

  李清臣在殿试发策时直接否定元祐政治,令绍述之意呼之欲出。绍述是绍圣年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其原意就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而对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其父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章惇入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是抱着党同伐异秋后算账的宗旨来推行绍圣政治的。有人对他说:“熙宁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他根本听不进去。章惇主持绍述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元祐年间废除的新法全部恢复,元祐诸臣全部予以放逐和打击。

  时间表:

熙宁变法 (1069~1085)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元祐更化 (1086~1093)
又称元祐党争,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在元祐年间(1086~1093)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

绍圣绍述 (1094~1097)
宋哲宗恢复神宗时各项新法的事件。在此期间,神宗时期的新法逐一恢复,反变法派被贬官流放。

  这年岁末,蔡卞进呈重修《神宗实录》,并指责原《神宗实录》诋毁熙宁法令。哲宗对这时修撰《实录》的史官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和黄庭坚都给予安置的严重处分。早在元祐时,两种修史意见就针锋相对。礼部侍郎陆佃以为王安石多有是处,黄庭坚说这样修史就是佞史,陆佃反驳说:“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陆佃也受到落职的处分。

  绍圣绍述使积重难返的北宋后期政治雪上加霜,王夫之认为,直接导致“善类空,国事乱,宗社亦繇以倾”。北宋灭亡固然还有外敌因素,但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一次更大的折腾,其后政治混乱越发不可收拾,则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绍述,主要就是宋哲宗与章惇君臣在政治上以牙还牙,打击政敌。仅元符元年重新惩处的元祐旧党就达八百三十家之多。这种做法,逞快一时而贻害无穷,诚如《宋史·哲宗纪》所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

  刘皇后为哲宗生过一个儿子,但不久就夭折了。元符三年正月,哲宗才二十五岁,却已命在旦夕,不能说话了。他的生母朱太妃哭倒在床榻边,嫡母向太后拉开她,声称哲宗对她说可立端王。哲宗去世,没有儿子,继立储君就成了大事。神宗共有十四子,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向太后向来淡泊政事,这时却心有成算的召诸王入宫,向章惇等大臣说:“先帝无子,应当立谁?”章惇提出应立哲宗同母弟简王。向太后显然不同意,强调她自己没有儿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乃十三子,断无僭越诸兄的道理。章惇改口说:“若以长幼,应立申王。”申王有残疾,一眼瞎,向太后表示反对,认为端王最合适。章惇以为端王轻佻,不宜君天下。向太后强调先帝遗言就是让端王即位。曾布也指斥章惇,支持向太后。于是,端王继位,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三十九 从建中到崇宁

  (徽宗即位后)文彦博、司马光和刘挚等三十三位元祐大臣恢复了名誉和官职,被废的哲宗孟皇后为元祐皇后,与尊为元符皇后的刘皇后享受同等待遇。

  徽宗初登大位,很注意广开言路,听纳直言。他下诏说:“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在徽宗鼓励下,上书言事者就神哲两朝变法废法问题展开了争论。元符三年岁末,徽宗明确表示:元祐、绍圣均有所失,要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改元建中靖国。宋代年号往往反映出在位皇帝的施政意向,徽宗这个年号的政纲很明确:“建中”就是在元祐、绍圣之间不偏不倚,“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乃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倘若真的如此除旧布新,任贤去奸,北宋末年政治形势恐怕将是另一番气象,可惜徽宗转眼就改变了初衷。
……
起居郎邓洵武是新党邓绾之子,他挑唆徽宗说:“陛下是神宗之子,忠彦是韩琦之子。忠彦更变先帝之法,在他是继承父志,陛下却不能够。必欲继承遗志,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用父子之情离间了徽宗的君臣之义,挑起了他对旧党的不满和仇恨。十一月,徽宗宣布明年改元崇宁,表明他将转而崇尚熙宁新法。

  蔡京之所以能东山再起,与徽宗欣赏他的书法也有关系。据说宦官童贯奉诏到杭州搜罗书画珍玩,贬居当地的蔡京精心绘制了屏障扇面让他带回宫禁,博得这位风流天子的青睐,童贯乘机说项,徽宗便决定重新起用蔡京。

  以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相为界限,其后虽然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只是盘剥百姓的遮羞布,蔡京的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

  到蔡京手里,连新旧党争的起码界限都抹杀了,有的只是睚眦必报的个人恩怨。

  岁末,徽宗连颁两道诏书,一是命令各地对安置、编管在本州郡的元祐党人严加羁管,一是不能再以元祐学术政事教授学生。崇宁二年四月,徽宗下令撤毁陈列在景灵宫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大臣的画像,苏轼《东坡集》也在禁毁之列,列为禁书的,除了三苏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苏门四学士的文集,还有范祖禹、范镇和刘攽的学术著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有神宗的“圣序”,才免了一劫。

  九月,蔡京党徒建议将刻石端礼门的元祐党籍碑颁示全国,让各监司、州郡的长吏厅都勒石上碑。次年六月,朝廷又将元祐党人、元符党人和元符上疏邪等者合为一张名单,共计三百零九人,先由徽宗书写刻石文德殿门东壁,再由蔡京书写颁示全国州县刻石。

  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反弹是强烈的。崇宁五年正月,彗星行空。徽宗惶恐的让中外臣僚直言朝廷缺失。因为按天人感应的说法,这是上天示警,作为皇帝不能不有所表示。执政刘逵首先劝徽宗毁弃元祐党籍碑。徽宗立马采纳,连夜派人拆毁端礼门外的元祐党籍碑,外地碑刻也一律废毁,解除所有党禁。一声令下,量移(贬所由远移近)、减刑、叙用(重新安排工作)、坠复(对死者恢复原有的职级)等平反工作大呼隆的展开,只是朝廷以恩赐者出现,完全不必认错道歉。
……
但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反复无常,两年以后,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他声明:对罪在宗庙的元祐党人不予宽贷,但情节轻微执法过度等五种情况可以不定罪。总之,在他看来,当初既没有完全搞错,现在也不想彻底平反,这是专制制度下平反全国性冤狱的一贯做法。

  四十 《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

  宋徽宗后期,一方面,社会政治已经蕴含着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长足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在东京开封表现得最为明显,《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是后人识读这种繁华的最佳图文资料。

  汴河里常年漕运的纲船达六千艘,每纲每年往返运输四次。由于汴河沿线往来舟船、客商络绎不绝,临河自然形成为数众多的交易场所,称为“河市”,最繁华的河市应属东京河段。

  宋代东京城市布局和结构,较之前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入宋以后,进入城市的商人与工匠络绎不绝,唐代以来封闭性的坊式结构不能适应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要求。于是,坊市隔绝的旧格局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商人在坊区内街道两旁陆续开设了店铺。有的店铺为了扩大营业面积,连通衢大道也要占上一席之地,以至徽宗时不得不向他们收取“侵街房廊费”。

  既然坊市已打通,临街已开店,为满足市民夜生活的延长,商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原先坊市制下长期实行的“夜禁”也自然而然宣布取消,开封城里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据《东京梦华录》载,各种店铺的夜市直至三更方尽,五更又重新开张;如果热闹去处,更是通晓不绝;而有的茶房每天五更点灯开张,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不仅坊市格局被打破,城郭的限制也被打破。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不断涌向城市,城门以外或城郭附近多有居民居住,以至城外发展成新城。

  中国城市的物质文化在两宋时期突飞猛进,大抵到十一、十二世纪之际,中国大城市里的物质生活已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其他任何城市。北宋都城开封与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都是这种繁华壮观的大都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反映了北宋开封的城市变化和经济繁荣。

  《清明上河图》以长卷的形式,生动细腻的描摹了清明时节汴京东南城内外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展现了宋代城市的发展及形形色色市民活动的现实场景,代表着宋代社会风俗画的最高成就。
而所谓上河,有人解释为上方之河,是御河之类,实际上就是到河上去的意思,整个图描绘就是清明时节人们到河上去的风俗人情。至于所绘的东京部位,一般多以图中虹桥作为定位的依据,尽管众说纷纭,但属东京城东南方位则无疑问。

  《清明上河图》采用传统的手卷形式,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表现有关景象,大到原野、河流、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部件、摊贩上的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成统一的整体,繁而不乱,长而不冗,布局分明,结构严谨。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后期东京的岁时节令、物产时好和民风俗尚,因为是亲历目睹,所记尤为真实,简直可以视为《清明上河图》的文献说明。
《东京梦华录》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有《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

  把玩《清明上河图》,品味《东京梦华录》,你才会明白徽宗朝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物理财富的丰庶,你才会更深刻体悟到行将到来的靖康之变的历史苍凉感。邓之诚称赞孟元老“但书太平景象,当时豫大丰亨,即天下败坏之由,竟不作一语点明,但使阅者试一回思,不觉涕涟,是为白描高手”。
  张择端也似乎只是描绘东京的繁盛,令人错以为“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流正堪传”。而实际上,画家在《清明上河图》里也画上了沿街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懒散坐着的士兵,大街上乱跑的猪,这里隐藏着画家对太平盛世的一种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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