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怀念唐朝,以唐朝为荣?

答主换一个角度切题。从唐诗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有一句:“不知江月待何人”。蒋勋对“待”一字情有独钟。他说这是“江山有待”。“当陈子昂站在历史的一个高峰上,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之所以如此自负,是因为他觉得江山等到了他,在古人与来者之间,他

  答主换一个角度切题。

  从唐诗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有一句:“不知江月待何人”。

  蒋勋对“待”一字情有独钟。他说这是“江山有待”。

  “当陈子昂站在历史的一个高峰上,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之所以如此自负,是因为他觉得江山等到了他,在古人与来者之间,他是被等到的那个人。生命卑微地幻灭着,一代又一代,可是有几个人物的生命是发亮的,是会被记住的?张若虚说‘不知江月待何人’,里面有很大的暗示。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春天,在这个夜晚,在花开放的时刻,在江水的旁边,他好像被等到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过是一滴小小水珠,连浪花都算不上。而唐朝却令这条平静流淌的河流变得汹涌、奔腾,直上云霄。而陈子昂、张若虚等人,乘此机会,汇成浪头,写下千古绝唱。

  所以说并不单单是时代等到了陈子昂、等到了张若虚、等到了那么多优秀的诗人。相反,可以说是这些才华横溢的诗人等到了诗歌的春天。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后人每每提及唐朝,多少有些无奈,还有一些羡慕嫉妒恨,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活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办法重建那样的盛世。唐朝所持有的观念与农业理论背道而驰,它不会要求人们安分守己、平淡度日,而是鼓舞人们及时行乐、怒放生命。假如把人的生命比作一朵花,唐朝之外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提倡并且几乎勒令花要低调开放,然后孕育果实,最后撒播种子,完成自己繁衍后代的任务。可唐朝却鼓励花朵要全力绽放,竭尽全力,活出自己的极限。唐朝以外的朝代,认为,花不绽放,是道德;唐朝却认为,花如果不盛放,是不道德的。

  因此,蒋勋说道:“唐朝为什么会带给我们感动?因为唐诗里有一种灿烂与华美,唐朝就像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是一次露营,人不会永远露营,最后还是要回来安分地去遵循农业理论。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唐朝?因为会觉得这一年回想起来,最美的那几天是去露营和度假的日子,唐朝就是一次短暂的出走。”

  因为唐朝奠定了『东亚文化圈』的基础。今天日本、韩国和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始于隋唐。(南北朝时期汉字随着佛教的传播已经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但大规模引入中国文化是从隋唐开始的。)

  在现在的『东亚文化圈』之外,唐朝也保持了几个世纪的(哪怕在唐朝灭亡之后)文化影响力。唐朝把中国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名称『chin』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今天在波斯语中中国的名称依然是chin)。唐朝灭亡之后,在中亚建立政权的喀拉汗人、回鹘人、西辽人依然使用『chin』的旗号来拓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如果你去看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的千佛洞,里面有许多高昌回鹘王国(9-14世纪)、塔里木盆地的于阗王国(灭亡于11世纪初期)贵族的画像,这些人的服饰都是深受唐朝影响的,和后来伊斯兰时期的服饰大为不同。

  唐朝在文化上的声望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其军事和政治所能扩展到的维度。

  从某种程度而言,唐代的「人权保障」比 18 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从春秋末期李悝制订第一部系统法典《法经》六篇起,自秦汉以迄明清,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尤以承前启后的《唐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最为后人所称道。

  武德元年,李渊废除了隋炀帝的《大业律》,命裴寂、刘文静等人依照隋文帝的《开皇律》,修订了一部新律令,并于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是为《武德律》。

  《武德律》虽然对《开皇律》有所损益,但基本上一仍其旧,没有太大发展。所以李世民即位后,立即着手对《武德律》进行完善。

  他采纳了魏徵「专尚仁义,慎刑恤典」(《贞观政要》卷五)的建议,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进一步加强「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法律,积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 年)正式颁行了一部严密而完备的法典——《贞观律》。

  唐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领衔,以《贞观律》为蓝本,修订并颁布了《永徽律》。

  稍后,鉴于当时中央和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李治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

  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于永徽四年(公元 653 年)颁行天下,律疏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这部法典当时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简称《唐律》。

  《永徽律疏》是唐高宗秉承李世民遗训,在贞观立法原则的指导下,按照《贞观律》的基本精神修订的。

  直至唐玄宗时,人们仍然认为《贞观律》与《永徽律疏》是「至今并行」的。

  由此可见,《唐律》实际上是定型于贞观时期,而完善于永徽年间。

  《贞观律》和《永徽律疏》的制订和颁行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们确立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规范,并且影响遍及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各国,乃至在世界法律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独树一帜的一大法系。

  自唐以降,五代、宋、元、明、清各朝莫不奉《唐律疏议》为圭臬,虽代有损益,但终不敢越出其规范之外。

  元代律学家柳赟说:「所谓十二篇云者,裁正于唐,而长孙无忌等十九人承诏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范甚详,节目甚简,虽总归之唐可也。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唐律疏议·序》)

  清代律学家吉同钧也说:「论者谓《唐律疏议》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为宋元明清之矩矱,诚确论也!」(《律学馆大清律例讲义·自序》)

  由此可见,定型于贞观时期、完善于永徽年间的《唐律疏议》,在后世法学家的眼中确实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成文法典。

  在古代中国,法律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因为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头上还有一个最高权威——皇帝。

  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皇权绝对高于法权。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订出来,并不是用来约束皇帝本人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臣子和老百姓。

  正所谓:「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

  韩非子也说:「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布衣皇帝朱元璋说得更透彻:「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明太祖实录》)

  总而言之,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来统治臣民的一种专制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中国历来是一个「专制与人治」的社会,而不是「民主与法治」的社会。

  此言可谓确论。

  所以,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法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非但约束不了皇帝,反而经常被皇权所凌驾,甚至随时可能被践踏。

  既然如此,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部法典——《唐律》的总设计师,李世民又是怎样看待「皇权与法权」的关系呢?

  对此,李世民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卷五)

  单纯从这句话本身来看,李世民的法律观念显然与自古以来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

  他并不把法律视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能够承认并尊重法律的客观性与独立性。

  相比于朱元璋把法律当做一种「防民之具」和「辅治之术」,李世民的境界无疑要高出许多。

  不过,即便我们相信这句话确乎是李世民「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肺腑之言,我们也仍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进一步考察他的实际行动,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从下面这个事件中,我们应该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贞观元年正月,有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公然在朝堂上与李世民发生激烈的争执。

  事情本身并不大,但性质却很严重。因为争论的焦点就是——皇帝的敕令与国家的法律,到底哪一个更有威信?哪一个更应该作为断案的依据?

  说白了,这就是皇权与法权之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李唐立国之初的统一战争中,很多将吏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国家为了照顾他们的后人,就出台了恩荫政策,让烈士后代能承袭先人官爵。

  于是就不断有人弄虚作假,谎称自己是功臣元勋的后代,以此骗取朝廷恩荫。

  此外,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时候,也会优先选用那些曾经在隋朝为官,具有仕途资历和从政经验的人,所以就经常有人伪造资历,企图走一条加官进爵的捷径。

  上述这些现象就叫做「诈冒资荫」。有关部门难辨真伪,对此大伤脑筋。

  针对这些现象,李世民专门颁布了一道敕令,严令作假者主动自首,否则一经发现立即处以死罪。

  敕令颁布后,还是有不怕死的人顶风作案。

  后来有关部门查获了一个叫柳雄的作假者,李世民决定杀一儆百,马上要治他的死罪。

  案件送交大理寺后,负责判决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

  戴胄原本只是兵部的一个郎中,因有「忠清公直」的美誉,不久前刚刚被李世民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从一个国防部的小司长突然晋升为最高法院副院长。

  皇恩如此浩荡,按理说戴胄应该知恩图报,事事顺着李世民的脾气才对,可秉公执法的戴胄却在柳雄这件案子上狠狠地触逆了龙鳞。

  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种罪最多只能判流放,所以戴胄便对柳雄做出了「据法应流」的判决。这个判决结果虽然是依法做出的,但显然违背了李世民的敕令。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戴胄说:「朕早就颁下敕令,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条,你现在却要依法改判,这岂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说话不算数吗?」

  戴胄面不改色地说:「陛下如果直接杀了他,臣无话可说;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臣就不能违背法律。」

  李世民悻悻地说:「你为了让自己秉公执法,就不惜让朕失信于天下吗?」

  戴胄说:「陛下的敕令是出于一时之喜怒,而国家的法律却是布大信于天下!陛下若以法律为准绳,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假如不这么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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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卷”总是很爽的,一直“外卷”一直爽。唐朝的“外卷”体现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内卷”映衬,更显得“外卷”是那么的难能可贵。

  1、军事上

  唐朝是少数喜欢“到处惹事”找人打的王朝。比如对突厥,就是典型的。突厥其实还算是老实,就是唐朝想打你,找各种理由打你。最后吞并你,你的头头到首都干保安。其他朝代是很难想象的。

  除了跟突厥,几乎西域所有的有影响力的国家甚至到中亚,全都发生过战争。而且多半是主动挑事主动打。就算是碰上了阿拉伯帝国,也能打的对方放弃东进而唐朝继续西进。

  对南对东陆上邻国全部交战过。南诏臣服北越和朝鲜半岛划归唐朝。大海对岸的日本也是臣服喊爸爸。

  这种“外卷”是不是听起来就很爽?

  中国历史上如此“外卷”的王朝,唐朝是唯一,没有第二个。都觉得汉朝已经算是很能打的,但是唐朝要超越汉朝,更能打。中国军事的巅峰。(如果蒙古和元朝也算上中国的一部分,那就是第二巅峰)

  2、文化上

  唐朝文化的影响力就不用说了。开放、包容、繁荣、多元、等等。

  唐朝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也是文化吸收和传播的过程,基本上外国人对中国人称呼为唐人,就是因为唐朝的“外卷”。日本就是从唐朝开始,安心喊爸爸,学习唐朝的一切。

  就这两点就足够中国人怀念的了。尤其是近现代受了这么多窝囊,元朝之后中国人又被压抑了太久。

  唐朝属于战略攻势,它的每一场胜利,都是别人的领土,甚至是灭国,而它的大多数失败,仅仅是唐军退回去修整再来。

  宋朝属于战略防御,它的每一场失败,都是自己的领土,甚至是灭国,而它的大多数胜利,仅仅是敌人退回去修整再来。

  更直观的打个比方,兔子和狼搏斗,胜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兔子踢中狼几十次,赢了几十个回合,而狼只咬中兔子脖子一次,只赢了一个回合。胜率差距几十倍,但兔子命没了,有意义吗?

  更主要的一点,唐军有着严格的作战规范。唐军的指挥层,包括基层军官,大部分来自军事贵族集团,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前期虽然没有职业化,但是普通军士很多实际上也是来自半职业化的军事阶层,后期更是出现了独立的职业军人群体。

  所以,唐军的作战是非常科学的,它的胜利,都是大胜,而它的失败,很多其实是无机可乘,主动撤退,唐军只会在胜券在握,且代价可以接受的时候,才会发起全面进攻。这在王朝军队中是很难达到的高度,近代的新式军队才会有这样强的指挥决策能力和组织性纪律性。

  唐军强大的步兵阵列,和机动性极强的骑兵,让所有企图挤破唐军放线的行为都无异于自杀,看着唐军全身而退,还能回去报功,趁唐军撤退不管不顾追击的大多都变成报丧。而在唐军自己的记录里,这场仗是失败的,因为没有达成作战目标,哪怕敌人损失是唐军的数倍,主帅还把自己追死了,它也不算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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