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儿童拐卖猖獗,忽必烈禁止人口掳掠和交易,却未禁绝人口买卖

  引言

  元朝儿童拐卖现象猖獗,究其原因,大抵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奸人掳掠贩卖儿童的恶行和家长主动出卖子女的恶俗,往往纠缠裹挟在一起,难以区分。江浙一带,贫民典妻雇子的陋俗自唐宋便已存在,到了元朝,竟有积重难返之势。所谓雇子,就是父母将亲生儿子典雇出去做仆人。

  双方约定期限,雇主提前将工钱付给父母。到期后,由父母出钱赎回。然而,父母无力赎回的事情时有发生,孩童往往被再次转卖成奴。这种由典雇转化为贩卖的现象,官府难以查证。奸人往往以此为名,大行掳掠贩卖之实。

  其二,元朝不抑兼并,且赋税徭役沉重,导致下层百姓受到严重的剥削压迫。加之法纪松弛,特权阶层往往作威作福、巧取豪夺,使民生维艰。许多贫困家庭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典卖亲子以给衣食”。沉重的赋役迫使众多百姓去借高利贷周转应急。元朝的高利贷利息骇人听闻,有羊羔息之称。所谓“羊羔息”,就是利滚利,“势家出子钱要利,如羊生羔,岁辄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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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常之家难以偿还债务,卖田宅、鬻妻子遂成常态。元杂剧《窦娥冤》里,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借了蔡婆婆二十两银子,一年后滚到了四十两。窦天章无力偿还,于是把七岁的女儿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这种问题不单单发生在平民百姓中间,一些低层官吏之家也难以幸免。

  如一位济宁库的仓库官之女,因父亲管库期间无力偿还官银,被卖入娼家;再如,徽州的一个征税官,由于无法完成规定的税额,不得不将两个幼女出卖以补足差额。出卖子女救穷不独在中原盛行,在蒙古草原也是大行其道,以至于元仁宗不得不下诏命官府帮蒙古部民赎身。

  其三,元朝政府对于如何处理奴隶问题心态复杂。从草原征服者的立场出发,蓄奴是游牧民族的固有风俗,是战胜者天经地义的特权。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草原各部就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部落首领与属民之间是简单明确的主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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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长期的兼并征伐,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确立了个人的绝对权威,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揭示过,所有“血亲与非血亲的蒙古氏族和部落,都成了他(成吉思汗)的奴隶和仆役”。这种主从关系一直延续下来,贵由汗时期从法国来访的教皇使节柏朗嘉宾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里的一切完全都是皇帝的财产,任何人都不敢妄言称道‘这是属于我的’,或者‘那是属于他的’。而一切都是属于皇帝的,无论是人还是畜类都一概如此。”这种观念,连入元以后的汉族士大夫也不得不认可。元成宗时期郑介夫上言道:“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怯怜口”即私属人口。

  从蒙古大汗的角度而言,普天下的人口,都需无条件满足大汗的一切要求;大汗以下的宗王、贵族也需要驱口服侍,以维护财产,彰显权位。这与中原正统政治理念中民为邦本,天子代天理民,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制衡理念相冲突。因此,元朝入主中原后有关奴隶问题的政策,始终摇摆甚至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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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何解决奴隶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元廷也采取过一些积极措施。如元朝初期,出于国家集权及削弱军功贵族、汉地世侯势力的需要,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汉臣的推动下,统治者对劫掠良民为奴的做法有过限制。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规定以“乙未岁”(1235)作为年限,凡是在这次搜检人口中取得户籍的,一律为寻常百姓,无户籍的驱口,仍旧归先前的主人;至元六年(1269)对探马赤驱口又做了进一步限制。

  凡在壬子年(1252)取得户籍的探马赤驱口,一律解除奴隶身份,恢复为国家编户。元朝政府还从律法上加大了对非法拐卖良民的惩戒力度。至元三十年(1293),忽必烈下旨,禁止南北往来的非法“贩人客”的活动,各地官府、关隘渡口要严加盘问,一旦发现非法人贩,杖责八十七下。

  如果是有强掳和诱骗行为的人贩,则以强盗罪论处,杖责一百零七下。大德八年(1304),关于非法贩卖人口的罪行和责罚得到进一步细化:掠诱良人为奴婢,超过两人者,判处死刑。同时,就掠诱的对象、贩卖的方式、贩卖的目的、自首者的免处、告发者的奖励,以及地方官府应当承担的追究职责,元朝都做了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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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刑罚都旨在打击非法的人口掳掠和奴隶交易,并非禁绝人口买卖。即便如此,律法的执行也往往不到位。一则各级官府多秉持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不会主动追查人口掳掠和打击奴隶贩卖;二则合法人口买卖的存在,使很多非法的掳掠贩卖极易被洗白,无从追查;三则奴隶的买主往往是地方富家大族和权贵豪绅,官府不敢或不愿追究。

  受政府保护的合法人口买卖,需要走官方程序进行交易。买卖双方在人市牙行中,由牙人书写卖身契。卖身契上写明双方的籍贯住所和去处,签字画押后,再去有司处“呈告来历根因”。有司“勘会是实”后,给交易双方颁发“公据”。这还不算完,卖主还要去税务机构纳税,取得“契本”,契本上写明价钱和买卖原因,加盖地方关防大印。

  至此,一桩官府承认的合法人口买卖方正式完成。可以想见,无论是牙行书写卖身契作保,还是有司勘验,乃至纳税获得契本,每道程序都存在人情打点、行贿舞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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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非法的人口携掠,也很容易被转换为合法的人口交易。元代吏治腐败尤其严重,这又为不法之徒大开方便之门,让本来为限制人口买卖而设的制度,反而成为不法买卖的保护伞。无怪乎时人感叹:虽然有禁止良人买卖的条例,但转卖者可托言“过房”收养,实系卖为驱口;或者,向对方索要的“聘礼”,实为成交的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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