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朝时期能够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元朝:?

  明朝:?

  清朝:?

  民国:?

  民族识别“专家”:没错,正是在下。

  2个原因:1、明朝没有彻底清算,2、宗教因素

  所谓民族,就是一个记忆共同体,历史上因为政治、战争、饥荒等多种原因,很容易形成新的记忆共同体,这其实是很常见的事,所以元代形成回回这一族群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真正特别的是,他们保留着这些民族记忆一直存在到了现在。我经常喜欢拿元代同期伊尔汗国的汉人做对比,其实用少数统治多数是很常见的统治手段,不光大元用色目人代管汉人,伊尔汗国的蒙古人同样用汉人来帮助他们管理色目人,然而几百年后过去了,中国境内有上千万回回,中亚和波斯却没有汉人后裔,令人唏嘘。

  现在来回头说,大元完蛋以后,朱元璋对境内各色目人和其他非汉民族下的命令是禁止族内通婚,换句话说,就是变相的强制软同化,这种方式有没有用呢?不仅有用,甚至可以说是很成功的,蒙古人、西夏人、女真人等,基本全部同化了,甚至可以说,自汉代内迁胡人以来,快一千年了,整个华北再一次几乎只有汉人了,为什么说是几乎呢?因为有个例外——回回。他们靠着宗教的力量强行拧成了一股绳,硬是靠着处处显示其与汉人的不同,把自己从大明这个普世帝国中剥离出来,维持了自己的存在。说个被大家举烂了的例子,猪肉,这东西在古兰经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大事,但是因为汉人非常喜欢吃猪肉,于是汉地回回们无上限的放大这件小事,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宗教,而且通过宗教的某些内容,彰显自己和汉人的不同,以避免被同化,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比如汉人新年穿新衣,回回新年就穿旧衣,汉人敬祖,回回禁祖,等等很多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再看看伊尔汗国的汉人们?按说波斯人民也大体上是宽容的,但是我们唯独少了一个宗教的手段,很快被同化了。宗教其实是哲学、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个汇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没有这个工具,中华文明始终未能吃下东南亚和中亚。

  上班摸鱼,写的很乱,权当抛砖引玉

  国际主义者朱元璋推进国内民族大融合,推动中华民族一体化,鼓励民族通婚且实行宗教开放政策,使外来民族融入汉族群体,形成回民

  但是我认为着最多也就是算个群体,回民族这玩意还是gcd发明的,是很失败的一个发明

  有些内地回民认为朱元璋是大汉民族主义者,这就很离谱了。民族主义者不会让你融进来,只会杀了。举个例子,《我的奋斗》作者希特勒咳咳咳咳不用我说了吧

  元朝那会的穆斯林,和现在回族离得已经很远了,看内地回族的长相放到阿拉伯国家还有伊朗人家认吗?都是回教汉民,我这个汉民指的不是血缘上,而是文化圈意义上的

  汉语文献里的“回回”名称,如果不算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所记《凯歌词》中的“银装背嵬打回回”一语,则最先是辽金之际的华北汉人用指喀剌汗朝乃至迤西诸地居民的名词。该词本身应当是派生于“回纥”、“回鹘”的又一汉语异写,对西北域外情形不甚了然的华北汉人,很自然地将辽远地方的人们看作属于这一方向上自己尚能有所知晓的同一人群的最外缘部分。因此,在金宋汉人的观念中,“回回”与“回纥”、“回鹘”经常是同义语词。

  但这种情况在蒙元时期发生了变化。元初汉人用“回回”来对译蒙古语Sarta’ul。后者派生自突厥语词sart,原来译言“商人”,但它在11世纪之后衍义为与游牧人相区别的“伊兰人”。从《元朝秘史》来看,当该词以Sarta’ul(<Sartaq)的形式进入蒙古语时,它似乎是用来指称西辽或花剌子模的地面及其人民的一个专用名词。

  蒙古人很清楚地知道,Sarta’ul的概念并未将回鹘(元代又称“畏吾儿”)包举在内。

  这一区分,最终使得“回鹘”(或“畏吾儿”)与“回回”这两个名词,在大约13、14世纪之交被分离开来而各有所指。此后直到元末,“回回”不再包括畏吾儿,而成为畏吾儿以西中亚诸人群的集体称谓。当时,它的主要构成部分虽然是伊斯兰信徒,但它还不是“穆斯林”的等义词。元代有“术忽回回”(指犹太人)、“绿睛回回”(指信仰基督教的阿速部人)、“罗哩回回”(吉卜赛人)等,便是明证。 汉语“回回”一词真正转义为伊斯兰或伊斯兰信仰者,似乎是在明初。在《华夷译语》中,“回回”分别被用来对译两个不同的语词。《鞑鞑馆杂志》用“回回”对译“撒儿塔兀勒”,我们在13世纪文献里遇见的这个蒙古语词仍然存在于明清时候的蒙古语中。在此种场合,它的词义被固定为古代的地理—民族专名“哈剌契丹”,即西辽。

  《回回馆译语》则用“回回”移译“母苏里马恩”,即阿拉伯语词“穆斯林”的波斯语形式Musulmān的译音(元代的汉语译音作“木速蛮”等)。随着明代汉地社会与蒙古人的隔绝,“回回”的前一种含义逐渐退出日常通用的汉语,“伊斯兰”“伊斯兰信仰者”遂成为它最基本的词义。

  回民中的种族意识在晚明的形成,乃是他们久居汉地社会而逐渐土著化过程的历史产物。绝对不应当将这个土著化的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就是“汉化”的过程。在与汉族的长时期密切接触中,回民在行为方式的许多方面虽然发生了重要的变迁,但是这些变迁并不曾消解他们与汉族共同体之间的基本区别及其对此种区别的自觉意识。毋宁说,回民在汉地社会中土著化的过程,既反映了他们被汉文化所涵化的那一层面,同时也清楚地显示出,他们对回汉区别的意识自觉反而在不断增强。 主要是在元代进入汉地社会的回民主体,在当时尚能对自己所自出的故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鲜活记忆。由于元代中国与东部穆斯林世界的频繁沟通,这些移民甚至还多少维持着与母国之间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直到明代前期,在西北中国,仍有大量回民商人从西域迁来并长期留住在那里。《明史·西域传》“撒马尔罕”条曰:“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帝(指明太祖)不许,令赴京鬻之。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尔罕者千二百余人。”

  投奔中国的西域伊斯兰教徒,在明代中叶之前不断见于史载。这批陆续东来的回民人口数量既然不小,自然会把有关西域及彼方伊斯兰教的诸多信息带到中国。但是,此种状况大约在成化中叶(即15世纪70年代)基本告一段落。在东南中国,由于明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消极态度和欧洲殖民者对南海贸易的垄断,东部穆斯林世界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在此后不久也急剧衰退。身处汉地社会的回民于是真正陷入了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状态。而明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与元代相比显然已大幅度地朝向中原体制靠拢。回民的昔日优势也在无可避免地日渐失落。15世纪70年代,明代文献中出现了移回民为盗寇的最早记载。此后内地回民社会状况的恶化更日渐加剧。

  这些情况,都表明并且极有力地推进着内地回民人群因社会地位的跌落而加速土著化的历史进程。 明代后期在回民中间土著化趋势之加强的显著征象之一,是这个时期的回民普遍采用了汉式的姓氏。关于这一点,田坂兴道在进行了详细研究后总结说: 回教徒改用汉姓从唐代已经开始。然而在唐、宋、元的时代,这样的例证是不多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在中国也依然使用原来的名字。但是,如果以上的考察幸而正中鹄的,则回教徒的改姓到明代可以说是全然普通的事情了。自明代以前就留居中国而经历了好几个世代的人们,在明初都纷纷改姓。明代来归的人们,即使最初的那一代不改姓(虽然来归者本身即改姓的事例亦不为少见),经历了二世或三世后,便大都将其姓名变成中国式的了。

  阿姆斯特隆指出过,宗教信仰很可能成为侨居他国的人们群体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核心。他又说,在长时期定居他国以后,“异域居民的那些特别语言经常会被压缩为宗教认同的符号,因为这些群体的成员总是会转而适应所在地的外国语言”。在回民大众的宗教语言演变为基本上属于汉语形态的“经堂语”前身之先,他们在宗教及与宗教相关方面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内,必定也已经采用汉语作为主要沟通媒介了。 姓氏、语言而外,内地回民的服饰,也渐趋于和汉族无大分别,在与宗教无关的场合尤其如此。

  乾隆初年的一位回民学者,在答复对回民“异言异服”的指责时写道: 且于公私应酬行礼,所用衣冠早已从俗。惟于寺中礼拜时,冠系六棱,上锐下圆。五色皆有,而白者居多。……礼拜之服,系阔袖大领,仿古朝服。抑惟师长遇大节领拜时服之,非常服也。至冠婚丧祭之服,则仍从宜从俗而已。彼好带白帽市井贸易者,则轻亵教典、无知之徒,何足道哉。

  对这样一个缓慢渐进、长时期延续的变迁过程而言,明代后期似乎特别值得我们留心。泉州有一位生于16世纪初的回民,按自己大半生的观察,分三个阶段来回忆家族风气的变化。据他说,其“稚年习见”,仍敦乎若上世风化。 如敛不重衣,殡不以木,葬不过三日,封若马鬣而浅。衰以木棉,祀不设主,祭不列品,为会期日西,相率西向以拜天。岁月一斋,晨昏见星而食,竟日则枵腹。荐神惟香花,不设酒果,不焚楮币。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不解文义,亦不求其晓,吉凶皆用之。牲杀必自其屠而后食。肉食不以豕。恒沐浴,不是不敢以交神明。衣崇木棉,不以帛。大率明洁为尚也。 接着,他叙述“厥后”的状况说: 殓加衣矣。殡用木矣。葬逾时矣。衰麻棉半矣。祀设主矣。封用圹矣。祭列品矣。牲务肥猪矣。天多不拜矣。斋则无矣。牲杀不必出其屠而自杀矣。衣以帛矣。酒果设矣。楮帛焚他神矣,祀先则未用也。香花之荐,犹故也。 至于他晚年所看到的习气,又更进了一步: 祀今有焚楮帛者。牲杀不必自杀与其屠者。衰皆以麻,无用棉者。葬有逾十余年者。吉凶有用黄冠浮屠者……

  对入居内地的回民来说,在来自域外的伊斯兰教资源已基本断绝的情形下,他们主要依赖两种途径来维持其宗教信仰乃至最低限度的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体系的传授。其一是将宗教以及与之相关的诸习俗当作“祖教”和“祖制”,在家族内部世代相传不坠。

  湖南一个回回家族,“身宗教门……传世十六,历年四百,世守不异”。有少数以传教或以伊斯兰学术为业的世家,或者“兢兢业业,日以阐明圣教为念”的虔诚的信徒家庭,可以“数十余世子孙相沿”,维持着对教义、教规的钻研、履行和传习授受。绝大部分的信教大众,则处于另一种境界:“虽遵用教典,斤斤勿逾;而日用民常,懵其宗旨。”“要皆习无不察。故服习其间者,只知我为教中人,至教之所以为教,究懵懵焉,而莫得其指归。”

  马士章回忆自己的经历说:“缘以幼年失学,未谙经文。即行奉大略,不过人步亦步,人趋亦趋,仅相延于风俗者也。试询道之源而不知其从,执行之舛而不觉其非。”

  尽管如此,这样的共有习性却极有韧性地维持着回民与汉人之间的界限区别以及他们自身对这种界限的意识。 其二,信仰的维持还得力于超过家族范围的回民群体的生存方式。上述生存方式与回民的主体在元代通过驻军等途径奠定的聚居习性有关。有回民聚居区就会有礼拜寺,就有指导宗教生活的专职人员,就有“讲学堂”可以传授教旨教规。

  如果说仅依赖家族来维持宗教信仰,其力量有时难免显得过于薄弱(上文所举证的泉州丁氏即属于此种情况),那么在更大范围的回民聚居区,信仰的赓续就会更加有保障了。 内地回民作为一种宗教共同体的特征,从元代直到明中叶一直存在。然而在这个时期,除了出自同一宗教的归属感以外,回民群体内部的差异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他们来自中亚的各个城邦、地区,说着不同的母语,如波斯语、突厥语的各语支或各种方言、阿拉伯语等等,还属于不同的教派。 但是所有这些差异,在明代中叶以后,都随着对祖先的具体记忆的湮没而渐趋淡化。面对汉地社会的主体人口和主流文化,回民对自身特殊性的意识自觉更进一步掩盖了正在急剧淡化下去的对自身内部差异的感知。回汉之间的界限则随双方对他者意识的增强而愈益明朗。两种人们群体之间的沟壑演化为汉人对回民的大众性成见。伊斯莱利在他的研究里列举过若干个相当典型的例证,表明汉人中存在着的对回民的普遍偏见。

  这些偏见显然已有极长久的历史了。只要读一读金天柱列数的汉人对回民的“种种疑案”,就可以知道它们在清代中叶即已存在: 遂有谓不遵正朔,私造宪书,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而群相庆贺者;有谓异言异服,择拣饮食;甚者谓斋仍茹荤,白日何故不食?又谓礼拜不知所拜何神,而夜聚晓散,男女杂沓;更谓齐髭以毁父母之体,而庞貌为之异样者。

  这段话虽写于乾隆初,但汉人对回民的类似认识,还应当存在于比之更早的年月里。类似舆论无疑也反过来强化着回民的集体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在每个回民的家族或其特定聚居区里培育出来的,但它又绝对超越任何一个具体的家族或聚居区。内地回民忘记了有关他们来源的诸多具体情节,但对“祖教”“祖制”和自身根源性的追寻意识仍使他们记得自己是来自域外移民集体的后裔中的一员。他们对自身居住地区之外的其他回民或许所知不详,但他们知道属于同一移民集体的后裔广泛地分布在中国各地,而且事实上也早已建立起远超出自己居住地范围的地域性联系和更广泛的同类身份的认同。

  明末的回民很自信地声称“其人相见,则以其语自通,蔼如一家,有无相济,适万里可无斋焉”。“以其语自通”,所指虽然还是汉语,但那是一种大量采纳了来源于波斯、阿拉伯、突厥语词乃至诸多新创汉语词汇的汉语特殊形式,即所谓经堂语,教外的汉人是不容易听懂的。它本身也成为回民认同的有效标记。在民间流行的一句汉族民间俗话说:“回民的东西吃得,回民的话听不得。”此处“听不得”,按流传于汉人中的一种解释,是指回民的话无信用、不可靠。但按回民自己的理解,这是汉人听不懂回民之间的谈话的意思。回民显然为这一点而感到某种满足。内地回民变成了中国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他们没有变成汉人。

  反对回民为一民族的回人,有的本自独立的见解(如黄振磐),也有的是迎合或迫于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的压力与限制。马鸿逵主张“宗教为宗教,民族为民族,不能相提并论。汉人加入回教者,仍为汉人,不应以为阿拉伯人后裔”。他实际是把内地回民全都看作“汉人加入回教者”。他在当时颇被激进的回族青年视为“讨蒋介石的好”。白崇禧的情况又有点不一样。他的态度是:“人家(指二陈这一号人)不让说,我们就不要说了。”

  但他在公布的谈话稿里,还是在不经意之中露出了“回汉两族”之类的字眼。

  从国民党政府的诸多行政行为来看,他们实际上也往往把内地回民与新疆的“缠回”一起作为“回族”来处理。

  问题在于,中下层回民世代承袭的与汉人不同族属的感性意识,一旦和回民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思潮相接触,实际上很容易在相当大的人群中产生一种自觉的种族意识。相反,学术研究的某些结论却要经过若干复杂的环节才能影响大众态度。

  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回民的概念是否仅仅意味着穆斯林的身份?杜垒在他的书里已经指出,在这50年中先后出版的回回杂志约有160种。只要对其中较易搜寻的那些出版物作一番最粗浅的检阅,那么任何人都不难得出结论说,在20世纪上半叶的回民人群中,存在一个不折不扣的“种族民族主义运动”。它表现出如下的历史特征。

  一、它明确主张,回民以五千万之众的人口构成中华民族的“五大民族”之一,并从“民族平等”的原则出发,要求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参政会和40年代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中,按蒙古族和藏族代表的额度选举回民代表。

  二、这时期发生在各地的一系列抗议“侮教案”的行动,实际上是回民民族主义运动从事政治动员的重要途径。

  三、回民人群体形成了属于特定时代的对自己共同历史的言说范式,即“始于隋唐,盛于元明,衰于清”。

  四、他们开始检讨和改变“舍命不舍教”“争教不争国”的传统立场,这种参与意识在抗日战争中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五、层出不穷的回民杂志,有系统的回民组织,到处兴办的新式回民小学,范围广泛的回民现状调查,使民族主义的动员远远超出精英的范围。

  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对回民群体身份的官方承认,它的历史基础,正是20世纪上半叶回民人群中广泛而持续的民族主义运动。

  我得指出,并不是回族被创造,而是中国共产党务实的接纳了回族作为一个民族的事实,辩证唯物主义永远从事实出发。有些人就别抖机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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