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下)

  原标题: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下)

  纸币是万能的吗?

  但是,其实白银本身是不够用的。银的绝对量相对于必要的流通量是不足的。盐引和纸币作为其辅助者而出现。不过,上述两者性质不相同。

  一般而言,一说到忽必烈政权,马上联想到的就是纸币。宋代被称作会子和交子的一种约定支票,到了金代明确地有了现在纸币的外观并大量发行。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将之吸收,在忽必烈通过“军事政变”即位的中统元年,即一二六○年七月这个极早的时期,就发行了纸币。

  该纸币正式来说被称作“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交钞”或“中统钞”,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十种。

  所谓的“贯”就是“一串”的意思,将一千枚铜钱以一条“绳索”或“钱绳”穿过串起,要言之,就是一千文。

  这些纸币的面额成为铜钱的单位,例如,十文就等于铜钱十枚。实际上,在每张纸币的中央稍向上处,记有显示面额的汉字,亦绘有表示其相当铜钱枚数的图画。

  笔者总不得不认为,一直以来对这个总称“交钞”或“钞”的纸币评价都太过了。的确,在这个坐拥巨大国土的大元汗国,而且在十三至十四世纪这个时间点上,要全面实行纸币政策,无疑是人类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页。在大元汗国统治下的主要城市中,设置有负责交钞印刷、管理、运用的官厅,而且由于这个纸币至少在“原则”上是兑换纸币,所以成为纸币发行基础的准备金即“钞本”也有相应的储备。

  大元汗国在全国各地设置了负责将过度使用而脏污揉烂无法再用的“昏钞”换成新钞的“交用库”或“倒钞库”,在大都等地也设置了数个倒钞库。有传言称,朝廷在进行昏钞手续之际,强制收取手续费,或是为了收取手续费而故意使用大尺寸、容易揉烂的纸等。不过,多多少少的“运用之妙”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受到非难。

  无论如何,他们向全疆域布下规模如此巨大的金字塔式网络。而且,以这些组织、机构为主,涉及纸币政策的一切都置于大都中央综合经济官署尚书省的掌控下,所以说阿合马等忽必烈的经济官僚的能力有令人刮目之处。

  在东方,其后纸币政策就被放弃了。明朝的创始者洪武帝模仿蒙古发行纸币,但立刻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筹措发行准备金,所以才导致此一结果。只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直以来都没什么人谈到洪武帝的失败。在世界史上,直到十九世纪以后与大元汗国匹敌的纸币政策才得以开始展开。大元汗国货币所持的远见性、组织力、运营力,以及规模的庞大,无论强调其在世界史上有多么大的意义,应该都不算过分。

  只是,问题是世人一直以来都将大元的纸币想得太过万能了,也就是说,什么都被认为只要有这个以“交钞”为名的纸币就能了事。因此,才出现了例如元末纸币通胀,经济混乱,其结果就是大元“灭亡”这个大历史叙事。不过,其实正如后所述,前面提到的“中统钞”与白银相联结,是至元末为止一贯的基本纸币。另外,例如其后发行的“至元钞”等,在其每个时期的政权下印刷的纸币都会发生极大改变。这个由双重柔性构造外观上的“纸币通胀”,就是大元汗国纸币政策的本质。

  其实,当时的社会并未发展到经济与社会会因“纸币通胀”而混乱的程度。产业与经济、生产与消费,也未如现代般成为完全联结的有机体。将当时的社会与高度产业化的生产社会、消费社会进行拙劣的比较是危险的。看起来已经“定论化”的这个“纸币通胀”导致的“元朝”崩坏说,可以说是误解,是太过比拟现代社会的印象论。

  之所以会产生有关忽必烈政权纸币政策的这种印象,“马可·波罗”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大可汗以纸创造通货,构筑了莫大财产”的这句名言被四处引用,闻名于世。忽必烈就像“炼金术师”一般的形容的确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句话虽然不是胡言,但也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而已。

  纸币是小额通货。大元汗国几乎从未发行铜钱。在忽必烈之后,就算有少量的发行,也可以说是近乎一种“纪念币”,发行量少。忽必烈及其策士们事实上放弃了中国传统的“铜钱主义”。

  取而代之的是“交钞”,也就是“纸币”。所以,“交钞”才会绘有与其面额相当的铜钱图案(虽说如此,在通行之际,“交钞”也是以银的单位“两”或“钱”来换算的,所以仍然是与银联动的)。他们只是以既轻薄,携带又便利,印刷费也便宜的纸币,来取代既重且铸造又花钱的铜钱。

  最高面额不过两贯的“交钞”,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小笔交易之物,不适合大笔的交易。而且,关于它在何时使用,是否到处通用,也存有疑问。

  铜钱有实质价值,但交钞充其量只是纸张,正是因为有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及信用才能通用。例如,金朝末期恼于军事费不足的开封金国政府,滥发庞大的纸币,但谁也不相信已经动摇的政权的纸币,其纸币已经成为废纸。

  还有,一旦离开都市到广大的农村及山区甚至是穷乡僻壤之地,应该就几乎没有人使用纸币了。铜钱的情况也一样。现实的当地生活依然是以物易物,以小麦或米的“代用货币”为中心。

  相反,正是因为白银本身作为本金能够以绝对价值来交易,在大笔交易的场合还可能会被地主或有名望的人物等使用。在前近代世界中,只要除却权力的相应渗透,人群往来交错的城市地带——交通要冲或特别大城市的近郊另当别论——大致都是这种程度。

  要言之,纸币能够通用的地方,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及军事据点的所在之处,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军事、政权的力量确实渗透的安稳地点。尤其是在纳税、俸给、军事调度、赏赐褒奖等领域,只要是政府直接涉及其中,纸币就会作为有意义之物被毫无质疑地通用。

  除了大都,以杭州、开封、京兆、扬州、泉州、广州等主要据点城市及官营场为首,纸币也都有很大程度的通用。至少在关于中国本土方面,可以说是大元汗国的行政、司法上的参考书的《元典章》中所记叙的设有纸币相关机关的诸城市,都可以视作对纸币有所使用。还有,吐鲁番盆地的畏兀儿王家的冬都哈拉火州和天山以北的夏都别失八里,或是与额济纳河对望,西夏以来的哈剌契丹等,就算是多么偏远的“边境”,只要在远距离交易中心地及军事驻屯地等处,纸币作为一种“基地经济”反而更加通用。正因如此,在这些地方会有“交钞”出土。这也意味着,并非即便在这样的“边境”也有使用,而是正是在这样的“边境”才会被使用。

  从当时的世界情势来看,用纸币可以购物并与银兑换,光是这样就令人吃惊。只是,考虑到纸币流通的地区或场面有限,以及其面额较小,就不得不说不能将纸币过度地视作万能。那么,在大元汗国流通的“高额纸币”究竟是什么呢?

  “高面额纸币”是盐引

  在事实上扮演“高额纸币”角色的是作为国家专卖盐之兑换券的“盐引”。

  在中国,作为汉代以来专卖制的结果,盐是一种高价商品。因此,若有价格稍廉的食盐,就会飞也似的畅销,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黑市盐商横行于世,这当然是专卖制下过分抬高盐价的结果。作为盐的公认兑换证的盐引,是拥有盐这个现实背景的某种有价证券。由于其面额颇高,所以实质上也扮演了和高额纸币同样的角色。

  中国自古就有盐引这个制度。阿合马以来的财务官僚们又施加创意,令百姓主要以银购入盐引。对于忽必烈而言,盐引是与银联动的“纸币”,是不太够用的白银的替代品。

  中央政府的另一个收入来源商税也以纳银为基础。忽必烈帝国的中央政府财政,是以包括盐的交易在内的全部商业行为所获的白银为支柱的。

  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的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收藏有自西夏时代以来的城市遗迹哈拉浩特(Qaraqota)出土的盐引原物。就目前所知,这是唯一留存的大元汗国时代的遗物,可说颇为贵重。

  盐引只有位于大都的尚书省或是设于大区域的派驻机关才能发行。商人们前往这些机关购买盐引。从哈拉浩特出土的盐引中,在“中统钞”的额面上以墨书有“五拾定”(五十锭)的字样。发行时间是至治元年四月,也就是一三二一年,属于忽必烈第四代孙英宗硕德八剌(Sidibala)的时代。日期处则空白没有记载。

  只要看看这枚盐引,就可以知道盐引的购入价格被称作买引钱。另外,在时间上,因为印刷有“至治元年”和“□月□日”,因此盐引的“正式用纸”似乎是每年批次印刷的;也因此可以知道承办官厅因应必要,在使用时以墨在上头记载面额、发行月日及处理的负责人和验收人的姓名,并且,要在整个版面盖上朱印才会有效。

  中统钞五十锭,是交钞最高面额二贯的二千五百倍,是与交钞无法比较的高面额。那么,它换算成银到底又会是多少呢?这其实很难计算。

  交钞与白银的公定换算率,一开始是交钞二贯等于白银一两。但是,那是政府的“期望比率”。实际从相当早的时候开始,换算率就是从十分之一到二十五分之一。其后实质价格也逐渐下降。

  因此,到了忽必烈时代开始已发行名为“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宝钞”或“至元钞”的新纸币,以中统钞为基准订为五分之一的价值。甚至,在忽必烈辞世后,也发行新的交钞。那个时候中统钞也成为基准。而且,数量虽少,但中统钞皆有持续印刷、发行。

  要言之,交钞与可以说是“基础纸币”的中统钞,和当时应时发行的各种“临时纸币”形成了双重结构。然后,如前所述,与白银直接联动的是中统钞。恰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定历史时期,与美元或日元联动的是“外汇兑换券”,也就是所谓“外货券”或“外汇”,相对于此在一般生活中使用的则是“人民币”。方才所述的“纸币通胀说”说的就是这个“临时纸币”暴跌的现象。就算如此,大元汗国的财务当局也不在乎。只要白银以及与银联结的中统钞维持平稳即可。

  在元代中期发行的这个盐引实物上以中统钞换算来记载面额一事,也可作为上述的佐证。若是姑且将当时困难时期的实际汇率从诸史料中拾拣出来观察可知,这枚盐引面额的中统钞五十锭相当于白银二点五千克左右,用银锭来算是一个多,仍然是相当高的额度。

  在这枚盐引里还藏有更令人吃惊的秘密。本来盐引指定了将之携去即可换盐的制盐地和可以贩卖盐的“行盐地”,就这枚盐引实物来说,则是“两淮”即淮水与长江间区域的“淮东”与“淮西”,意即指定在位于华中沿岸的制盐地领取,在华中地方拍卖的盐引。

  然而,这枚盐引竟然在相隔遥远的甘肃及蒙古边境,沙漠中的人工军事城市哈拉浩特出土。这是盐引本身到处皆可销售,与制盐地与行盐地无关的最佳证据。

  若是想换盐,去换就好。不过,不去也可以。以能够换盐为前提,这个盐引被交易,甚至来到了沙漠中的军事城市哈拉浩特。

  另外,在科兹洛夫(Kozlov)调查队的调查中有名的哈拉浩特遗迹,其实在一般认识上与其说是西夏时代的遗物,不如说是原样留下蒙古时代末期样貌的“时光胶囊”。其遗物不只限于这个盐引,还满是蒙古时代贵重的文献、遗物、遗迹。而且,那盐引也正是“活生生的”蒙古时代的“证明”。

  白银二点五千克的大笔金额,皆被容纳在一枚纸制的盐引里。无论何时皆可换成高价国家专卖品盐的盐引在现实上发挥了作为与银直接联结的“高额纸币”的机能。

  商人们踊跃收购并频繁地利用以一张纸就具有高额价值的盐引。由盐引卖出所获得的收入,达到中央政府财政的八成以上。国家主导的专卖及纸币政策,以及如前所述的白银与物流,远距离交易与经济社会活性化的促进,都是整合完善的漂亮做法。忽必烈的新国家的确配得上通商帝国的称谓。

  *宋钱招来误解

  中华王朝一直以来都在原则上坚持以铜钱为基础。

  然而,忽必烈与他的策士们却干脆地放弃这个坚持。在通货的素材上也不再坚持只使用铜。从蒙古全境来看,钦察汗国以及旭烈兀汗国也发行了作为交易通货的黄金。忽必烈政权亦在对帝室进行“定例赏赐”之际,下赐少数的黄金。他们虽以白银作为“基本通货”,但也利用如黄金和纸币等可以利用之物,尽可能地因应了广泛的通货需求。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政权与国家的体制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只不过,忽必烈与顾问团只是没有采取“铜钱主义”而已,但并没有否定存在于现实中的铜钱。所以,大元汗国是以银为基础,再加以与之联动的盐引和纸币,偶尔使用金,也可以使用通用到宋金时代为止的铜钱。

  然而,这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接收南宋的结果是纳入新版图的江南是一个“铜钱主义”的世界。是否要认可南宋时代的铜钱?这个问题在忽必烈政权的中央财务厅尚书省及江南占领军的派驻前线间,似乎发生过些许争议。据说似乎也出现了不认可铜钱,要全面换为交钞的强硬意见。结果,若是突然由铜钱至上的世界转移到银与纸币的世界,一定会引起重大混乱的常识论被采纳,使得铜钱得以继续使用。也就是说,对忽必烈国家来说还是原则论优先,因为若是在好不容易到手的江南引发不必要的混乱,那么一切将会血本无归。

  不过,在纳税之际则须使用白银与纸币。这是一种原则与实际,官用与民间的并存、折中方案。在江南的民间买卖或经济生活中,铜钱还是可以如往常般被使用。

  这意外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涉及政府以及官用的事业或买卖者,再也没有必要如南宋时代般大量地囤积铜钱。铜钱这个通货,一旦大量使用就变得很麻烦。此时,就发生大量铜钱被抛到市场上的状况。很难想象南宋时代还曾为铜不足或铜钱不足所苦。

  虽然也不是不再需要铜钱,但还是出现了铜钱过剩的状况。然而,此时出现了非要铜钱不可的一群人,那就是日本贸易商人。

  终北宋及南宋两代,由于屡有日本船前来大量购入铜钱的情况,铜钱不足的状况日趋严重,因而宋代政府曾颁下了禁令。然而忽必烈政权早已不再拘泥于铜钱,社会已经发展到自由经济时代。对江南社会而言,铜钱成为最有利且自由的出口商品。

  或许由于蒙古的两度侵袭,日、元关系总被错认为是冷淡的,但现实完全相反。在第二次远征日本之际,日本的贸易船队也频繁造访江南,更何况其后还发生了大交流的浪潮。

  在中日交流历史上,稍微晚近的最盛时期其实就是蒙古时代。当时屡屡有一次就是几十人、几百人的留学生或留学僧渡海到大陆的情况;从大陆也有一流的文化人士、工艺家等频繁地来到日本,有时甚至永久居留。两国虽无正式的邦交,但贸易往来非常频繁。

  从江南到日本的最大出口商品是铜钱。那当然不是元钱而是宋钱。一九七六年,在韩国木浦的新安海域发现了蒙古时代的贸易船,从在船上所发现的许多木札、木简的记录上可以了解到,此船载有送往京都东福寺与博多的货物,以及其于一三二三年自宁波出发,目的地大概为日本的博多这两项讯息。货物中除青花瓷等物以外,也有大量的宋钱。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关宋钱,在此只能谈到它是在宋代制造的,至于何时被运来的则另当别论。这里有很多未解之谜。

  然而,不知为何总有一种武断的见解认为日本的宋钱就是日宋贸易的产物。虽然日宋贸易确实很频繁,但日元贸易应该更频繁。此外,要是谈到铜钱,那么到曾经颁布国家级禁令的南宋时代为止的时期,以及对铜钱没有特别拘泥,反而自由经济还受到国家奖励的蒙古时代,在环境上是完全不同的。

  只不过,如新安海域的贸易船般,连运送时间都清楚地发现的事例还是很稀少。若像其他那些无法证明传入时代,只是原样出土,或是摆在路边摊的宋钱,很难让人们知道它们是何时来到日本的。

  宋钱会招致误解。但是,这误解是人们自己的武断想法所造成的。

  欧亚世界通商圈

  忽必烈政权吸纳了拥有当时世界最大经济力和产业力的中国本土,采取了自由经济政策,奖励跨越区域与“文明圈”框架的大型通商。无论是谁,身在何处,都可以做生意。人种或民族皆无所谓。只要支付百分之三点三的商税与关税,就可以自由通行。

  只是,忽必烈在世时,由于中亚方面发生帝室一族的反抗,在政治上忽必烈自身未亲眼看到其开花结果。然而,忽必烈与策士们的构想,确实在忽必烈长逝后的十三世纪末实实在在地结出了果实。然后,到了十四世纪前后,就名副其实地出现了横亘欧亚东西的人与物的大交流。

  有许多人亲身为这个时期的欧亚大交流做见证。他们既有经由陆路来去的,也有经由海路来去的。

  在文献上将往返陆路的史实描述得最清楚者,就是旭烈兀汗国的使节团。那最主要是因为最重视波斯文的蒙古政权留下了其所著的历史书籍。

  他们组成以几百人为单位的旅行团,利用敷设在蒙古东西的站赤路线,悠然前来。被称作“答纳”的大珍珠以及名产“大马士革剑”、优良的“阿拉伯马”、中东的优质织金,包括香料在内的种种药材等——他们携带数额巨大的进贡品和礼品前来。此外,属于宝石的一种,又被用在最高级“青花瓷”瓷器图案上的青金石,或是作为代用品的钴颜料等,也可能是由他们带入中国的。

  在这些使节团到达之前,处在行经路上的驿传路就较平常准备更多的马匹与骆驼。只要事前通知即将经过,蒙古的驿传负责官员就会奋力地迎接大旅行团。从接到旅行团到送至下一宿驿间的接待费用是很庞大的,为此政府时常划拨特别支出。

  这样的使节团逗留在大都的特别宾馆内,此事在汉文史料上留有记录。然而,由于接待过于舒适,所以陆续有使节团不思归去。由于是数百人单位的长期逗留,因此接待方很是忙碌。其中似乎也有不少同一王族分别派遣的使节团彼此撞见的情况。

  当然,这样的事例是特别的。然而,不仅只有可和旭烈兀汗国匹敌的大势力,在其组织之下的个别王侯、地方君主以及地方权力者等好像也屡次派遣使节团,因此其数量乃超乎想象。

  即使在《元史》里只写到“遣使朝贡”,例如以大约三年一次的频率遣使而来的伏尔加河钦察汗国君长家的情况等,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所来自的区域或旅程,其君侯的位阶等不寻常的情况。如果每个使节团都准备了如旭烈兀家的使节团那样的“伴手礼”,就已经不知道政治与通商到底哪一个才是其主要目的了。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蒙古治下的每一个政权、每一个地区都曾派遣过通商使节团。

  一方面,有关陆路,在民间层次的证言里,刚才已经提到的裴哥罗梯最容易了解。据其所言,从意大利搭船到黑海,经过克里米亚半岛在塔纳(Thana)上陆,接下来再往东方去就是蒙古的世界。那里不会像欧洲那样在路上遇到劫匪或强盗,利用马车可以在借由公权力整备的公共道路上安全又舒适地旅游。在此所描述的状况,坦白说来太过理想幸福,反而令人退缩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这样解读。在有关旅行便利和安全方面,后面会提到的“蒙古体系”没有公私之分而广泛地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有关海路,已经有许多人的报告和体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是由东往西航海而归的人们的珍贵记录,从中可以看到最基本的还是通商。到了蒙古时代,远较南宋时期更具有政府直辖的特别高级窑业专门产业城市色彩的景德镇,出产中国区域特产瓷器的最高级品,它们跨过山岭,在泉州及福州的港口装船。一读《岛夷志略》就能够清楚知道,中国的青瓷和白瓷,尤其是“青花”即日本所说的“染付”,对由东往西的商船队而言是最高级的贸易商品。在单色容易令人联想到硬质宝石的中国瓷器的技术上,加上波斯陶器的彩绘习惯与蒙古伊斯兰共通的钴蓝色的品位,上述三个要素结合出现的青花是只有蒙古时代才能看得到的东西方交流的精华,在从印度到伊斯兰的世界,都受到略显异常的热烈欢迎。

  史上存有诸多疑点、真相复杂的“马可·波罗”也是在海路上由东向西的人。搭上将蒙古贵妃从大元汗国处送到旭烈兀家的使节团船队便船的波罗一家身影,只在《百万之书》中可以看到。另外,有关这个使节团,波斯文写成的史书《瓦撒夫史》( Vassaf)上有详细的叙述。

  曾为旭烈兀官吏的谢拉夫丁(Sharaf al-Dīn)所著的《瓦撒夫史》毫无错误地描绘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那本书上没有提到波罗一家。但是,此史书关于他们一家以外的所有人士,包括正使以及副使的姓名在内,与“马可·波罗”的描述其实颇为一致。

  向《百万之书》传达讯息的人物无疑也身在这支船队中,他恐怕是用“马可·波罗”之名来谈论了自己的体验。此外,这两本书无法否认的一致性可以证明,印度洋上的东西航路最晚在十三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是完全掌握在蒙古手里的。

  据说在泉州还留有墓石的来自佩鲁贾(Perugia)的方济各派(Francesco)修道士安德鲁(Andrea)是从西到东,即从伊朗到中国的人物。他接受罗马教皇克莱门斯五世(Clemens Ⅴ)的命令,被派到位于汗八里(Khanbalik)也就是大都的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处,完成了任命他为汗八里总主教的使命;其后前往刺桐(即泉州),成为刺桐主教后逝世。

  不过,无论怎样,由西往东航海而归的代表要算是伊本·巴图塔。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Tangier)的他,在埃及等中东各地旅行后,逗留在政治上几乎统一印度次大陆的图格鲁克王朝(Tughluq)君主穆罕默德(Muhammad)处。在那里长期逗留后,他又通过海路来到了大元汗国。他的游记是证明蒙古时代欧亚世界是多么自由开放,多么容易旅行的最佳书籍;同时也最清楚地呈现了其时往南方的海路是多么活跃。

  针对利用这些海路的海外通商,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决定以销售额百分之三点三为原则(依船商的种类也有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七的情况,不过基本上是三十分之一)。以泉州为主的中国东南沿岸主要港口都市,设置了负责贸易事务以及进出口管理的“市舶司”官署。其名称和宋代以前一样,乍看之下会被认为是同样的体系。然而这个组织在忽必烈帝国时代是较南宋更多由政权主动奖励、推动、管理的,并没有在表面上说因为“蕃商”过来才不得不管理,但又期待进口税收的那种矛盾姿态。大元汗国在航海路径上的停泊港到目的地交易处都设有派驻员,统一管理其出港、停泊、交易及归港;加之政府机关还在泉州等造船业中心地亲自制造贸易船只,连同资本金一起出借给海洋商人,力图促进贸易。据说贸易船跟资本金的出租费用是贸易利润的七成。

  大元汗国不只如宋代以前只是一般管理港湾的出入,还企图掌握海路与其所有的通商行为。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忽必烈政权与成为海洋通商中心的穆斯林商人势力联结并将之收纳进来。

  这和陆上系统一样是点对点的据点支配。不过,散布在大元汗国领域内的主要港湾以及东南亚沿岸要冲的停泊港、港湾都市,都与大元汗国中央官署或名为“行省”的派驻机关直接联结。

  借由全政权之力图振兴贸易的大元汗国力量,海上东西方贸易已经清楚地系统化。对此而言,印度沿岸地带扮演了中转点的角色。然而,从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在内陆地带的北印度平原中,图格鲁克王朝等德里苏丹诸政权迎击经常由中亚南下侵略的察合台汗国军。尽管如此,伊本·巴图塔是作为图格鲁克王朝君主穆罕默德的使节而从海路由印度到中国来的。广泛地来看蒙古与印度的关系,内陆与沿岸有不同的因应方式。在历史上,不如说北印度和中亚、内陆亚洲的关系较深,很多事物应该要在其延长线上考虑。有关多元世界印度与大元汗国的关系,还有待今后的研究工作来解释说明。

  在西亚和中东,不仅旭烈兀汗国,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也进入了这个通商链条。刚开始是民间的层次,然而之后由于旭烈兀汗国伊斯兰化使得政治对立的壁垒消失,马木留克王朝更积极地参与“东方交易”。其推手是喀里密(Karimi)商人。他们购买经过印度洋到来的东方物品,在中东诸区域贩卖,甚至卖到欧洲诸国。

  西欧也自动进入以大元汗国为中心的欧亚通商圈。威尼斯(Venezsia)、热那亚(Genova)、佛罗伦萨(Florence)等以海洋通商作为立国根本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本来就有与东方特别是蒙古接触、通商的历史。蒙古已经由过去的“恐怖时代”明确蜕变成以大元汗国为中心的松散国家联盟主导的“融和时代”,不仅是地中海方面的意大利诸城市,包括阿尔卑斯以北的其他西欧诸势力在内,在政治上面向东方的壁垒都急速消失。以“十字军”为名的“对决世代”已经远去。

  威尼斯档案馆内藏有当时与旭烈兀汗国之间交换的通商议定书,里面有许多有趣的内容。关税一律和遥远的大元汗国统治下的东方同样为百分之三点三。在过去来讲,这是极低的税率。另外,档案还记载了各种各样的细节。令人惊讶的是,档案中还有在运送商品的时候,如果发生危害或灾难,蒙古方面将会补偿的一节文字。

  经常有意大利商人来往旭烈兀汗国的君主处,甚至也有直接留下成为臣子者。例如,一三○二年第七代君主合赞(Ghazan)向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us Ⅷ)送出使节与书简。其使节是热那亚人布斯卡雷诺·基索卢非。此外,来自比萨(Pisa)的伊索这位人物,是合赞之弟,其后在后继者即第八代旭烈兀汗国君主的完者都(?ljaitü)成为基督教徒时,为其取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Nicolaus Ⅳ)之名作为受洗名尼古拉的命名者。

  其中令人最惊讶的是下面的事实。其后成为旭烈兀汗国新首都苏丹尼叶(Soltanieh,这座城市可能是模仿大都而建造的)总主教的威廉·亚当(William Adam)在一三一五年起的十七年间的某个时期,提出了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关旭烈兀汗国与欧洲结盟的提案。根据英国的蒙古帝国史研究者摩根(D.Morgan)的观点,其提案内容竟然是让小舰队航向印度洋,而且是让热那亚人航行,以截断马木留克王朝与东方间活跃的通商生命线。

  其提案还只停留在计划阶段而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久以后旭烈兀汗国就和马木留克王朝讲和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令人理解,埃及与东方的海上通商是多么繁盛,然后此事在欧洲方面,特别是让与旭烈兀汗国交好的意大利商人强烈意识到,要将东方贸易理解为马木留克王朝“生命线”的事实。也就是说,欧洲势力想直接将舰队送进印度洋,与东方直接通商的构想,并不是从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时代以来才开始的。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下)插图1

  蒙古时代后半叶的欧亚

  如此,整个欧亚,从东到西,由穆斯林斡鲁脱克商人、喀里密商人、拜占庭商人、意大利商人彼此交会错综形成横向联结。虽说如此,但让这个欧亚世界通商圈成立的,是奠基于重商主义与自由经济,施行从未有过的通商振兴政策的巨大、富庶、繁荣的东方,也就是大元汗国。

  16 为何未尽全功?蒙古体系

  经过了忽必烈时代的三十余年,大元汗国变成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同时,欧亚世界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

  至少在东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口、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蒙古领土之内,国境的壁垒都消失了。然后,包括欧亚与北非在内,陆上与海上的通商壁垒也悉被除去。人类主要的生活舞台几乎都透过“人与物”的循环,缓缓地被联结在一起。

  那不是借由军事力被强制联结在一起的,而是透过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蒙古举政权之力整备、维持的交通网以及所利用的通商,稳稳地被联结在一起的。

  蒙古虽然仍旧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此刻是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巨大经济力,领航着世界与时代。虽然时代缓慢地从军事演变到经济,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开始活跃起来。

  当然,对于当时生活在欧亚与北非,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大部分人而言,世界的动向还是无法察觉或是眼目所不及的。但是,各地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被卷入以蒙古为中心的世界动向,联结在一起。

  例如,日本在这个时期所展开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远较一般“常识”所设想的还要广泛普遍地与大陆联动。而且,光是因为在其前后与现在相联系的日本文化基层或价值体系已经基本确立,其所具有的意义就值得进一步探讨。

  也有主动利用以蒙古为中心所形成的体系,欲沾其恩惠的人。从整体来看,虽然依然较少,但在过去时代原不可能的行动范围与多样化的活动都成为可能。对这些人而言,特别是在蒙古时代的后半期,环境变得更加自由与便利。

  以伊本·巴图塔或“马可·波罗”、孟高维诺(Montecorvino)、鄂多立克(Odorico)、马黎诺里(Marignolli)为代表的,诸如身为汪古贵族之子,担任旭烈兀汗国统治下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基督教团主教(Catholicos)的马尔谷即雅伯拉哈(Yahballaha)三世,以及原为其师,曾遍访罗马教廷及西欧各国,写下某种“西方见闻录”的巴所姆(Barsoumas),乃至曾于少林寺及灵岩寺留下撰文碑刻的日本禅僧邵元等有名人物因为自行留下记录,或是其行动偶尔被世人记载,才成为留名史上的人物。但不只是这样的有名人物,许多不知名的商人、宗教者、政治家、外交官、技术者、艺术家、运输业者等,都以过去未有的规模移动,这也不是强制的结果,而几乎出自他们自身的意志与选择。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可能移动的距离和见闻的深度大大地拓展和加深了。在过去的时代若不是有特别的地位或是落入设想不到命运的人物就无法体验到的事物,在当时就算不是有特别境遇的人物,只要多多少少有些机会和运气以及之后的兴趣,就有可能在安全环境下充分体验。从各地社会区域的整体来看,那也许还是一小部分,但较之前这些人的数量更多,而且他们确实带来过去看不到的资讯与见闻。诸如此类事迹在人类整体历史上还是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与影响力。

  关于国家与政权,以具有强化通商国家、经济立国特点的蒙古为主,各地权力皆不可思议地彼此吸引,冲淡了过去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显现出向经济、通商的倾斜与关心。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各地的社会与文化状态也和过去明显相异。当然,各个文明圈和各个区域仍然有显著的独立性,但已经产生了超越于此的共通现象与状况。

  例如,在蒙古的疆域里,不问区域及政权,各式各样的人种、语言、文化、宗教几乎都在未受国家限制的形式下,形成了并存、共生的状况,可以说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共生”。现在我们看来,有点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区域纷争、民族对立、宗教战争其实很少。

  大元汗国不用说,各地的蒙古国家都令人吃惊地对政治与经济以外的事物不抱关心。就连已经伊斯兰化的旭烈兀汗国,作为政权核心的蒙古及其周边的人们,本身的宗教性都很淡薄。旭烈兀汗国,也不过是出于统治的必要性才披上伊斯兰国家的外衣。

  回顾来看,所谓的“近代精神”,无论好坏皆以自宗教脱离为必要条件。蒙古时代后半期的世界,是在“近代”以前非常罕见地,国家及政权都被共通的即物主义、合理主义、重视现实的风潮所笼罩的世界。而且,对于与自我相异的存在、文化、价值观的排他性与攻击性,并不如今日严重。以混血政权蒙古为中心,其政治与经济所带来的异文化共存、多元化社会的状态变得理所当然且一般化。

  令人兴味盎然的是,在蒙古统治下死刑案件非常少。例如,在大元汗国所统治的中国方面,其死刑远较自负为“文化国家”的宋代还少。更何况,明朝洪武时期竟然发生了公然杀害中央政府官员及其血族数千人或数万人的事情,这在历史上也难见相似案例。蒙古时代与此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中国,王朝和作为其支持基础的士大夫们都认为意识形态优于一切。思想与价值体系紧紧地束缚住人的思考与行动。蒙古时代,特别是忽必烈主导的大元汗国成立后,无论好坏,这个精神的桎梏逐渐松开。不过,在南宋治下萌芽的朱子学,在江南为大元汗国所接收之后,在蒙古的开放环境下,反而在全中国发展,甚至也对高丽国与日本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无论如何,时代与世界的环境都变得更加通畅了。欧亚与北非,开始为繁荣与经济活跃状况所包裹。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一直以来都不太可能的,超越既有框架的人物与事物、美术、工艺、科学、技术、思想、哲学一一登场。英国的摩根氏曾说过“蒙古自由主义”,只要眺望这个时代的东西方,就会觉得这句话确实中肯。

  国家与国界、民族与人种,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无国界的时代。在人类史上,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是不存在的。

  要言之,以国家控制经济与流通的大元汗国为中心,世界开始摸索走向史上首次某种迈向体系化的道路,即便其形式是松散且模糊不清的。在此想借用将之创造出来,又大举展现的蒙古之名,暂时称作“蒙古体系”。从此,世界历史踏进了新的阶段。

  过早的时代

  因为忽必烈及其策士为国家与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所以大元汗国及蒙古帝国就算没有忽必烈那样的具有个性者可推戴为大可汗,这个体系也能发挥作用,并在安定的状态下运作。

  然而,这个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自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蒙古的东西方就开始混乱、动荡,逐渐瓦解。其中一个原因很明显就是自十四世纪初起到十四世纪二十年代止,与以往不同的、长期的规模遍及全球的巨大动荡。

  动荡不只发生在蒙古境内。在欧洲,自十四世纪初起,就发生了灾害或异常的气候,农业生产也受到巨大损失。蒙古帝国内部的诸多政权之中,旭烈兀汗国最早开始动摇。一三三五年第九代君主不赛因(Abu Sa’id)逝世后,旭烈兀的后裔断绝,“伊儿汗”的地位虽然转移到其他的蒙古王族身上,但旭烈兀汗国陷入内战与混乱。接着,一三五三年成吉思汗的血脉完全断绝,蒙古失去了整合力量。不过,即使其规模较旭烈兀汗国稍小,位于伊朗内部的蒙古系政权仍持续到十五世纪。在伊朗方面,可以说在一三五三年以后,蒙古的长期支配开始崩溃。

  其实各地的蒙古政权都不是一下子就“垮台”的,它们都是以衰落、动荡、自毁、分立,然后逐渐消逝的形式最后“垮台”的。

  一旦中央机构衰弱,蒙古帝国也无法避免如游牧联合体过去的模式一般由整合走向解体。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持续的时间长得令人无法置信。地震,洪水,长期的异常气候。欧亚全境皆覆盖在黑暗的阴影中。

  接着自一三四六年开始,黑死病侵袭埃及、叙利亚、地中海东部沿岸以及西欧,将国家与社会逼上绝路。在同一时期,中国黄河大泛滥,疫病侵袭华北与华中。超脱了历史研究框架的文明史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将这疫病称作黑死病,但不可否认此说缺乏关键性的史料。

  无论如何,以蒙古为中心的欧亚世界光辉,在正要开始发光时,就因长达约七十年的“大天灾”而消失了。

  这个“世界性天灾”的猛烈,无论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武宗以后历代大元汗国皇帝及其政府,不是忙于帝位的暗斗和对立,而是苦于这个无比异常的连年天灾。紧急的对策会议日常化,从大臣到大可汗,为自身的不德招来不寻常的灾难而向天地与万民谢罪,下罪己诏。但是,这并不能抑制天地的呼鸣和咆哮。在中国本土,以省为单位持续出现十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受难者。蒙古高原的情景最是惨烈。

  无涉于感情好恶,这个时期的历任蒙古皇帝及其当局,不得不说真的是叫人惋惜。当然,民众更是可怜。过去,有关这个异样的大天灾,常被说成是“元朝蒙古”的“混乱政治”招来了悲惨的时代。恶政招来天地之怨的这种“天人感应”说始于中国汉代。如果说近现代的历史学家也是其信奉者,那就太过分了。

  中亚、中东、欧洲的历史研究都不会把这个时期的“大天灾”称作“混乱政治”的结果。至少在文献记录的确认范围内,这个“大天灾”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这是事实。它给人类史、世界史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难以估计(如果说这个大天灾侵袭现在的世界,现代社会究竟是否有承受数十年的耐力,是我们不敢轻易地给予保证的)。

  至少,笔者认为想尝试讨论“世界史”的人,是不该将目光从这个侵袭十四世纪的黑暗与不幸移开的。其原因究竟为何,若是可能,今后想要加以解明。

  一三六八年,大元汗国从中国退出。忽必烈一族的王朝在其后也花了二十多年以蒙古为根据地和明朝展开激烈的攻防战。但是,忽必烈所创造出来的,作为大型整合基础的政治与经济的体系已经丧失了。蒙古帝国急速地分裂为大大小小的诸多势力。

  一三八八年,身为忽必烈嫡统的脱古思帖木儿(T?güs-Temür)被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Yesüder)取代后,不是忽必烈血脉的成吉思汗后裔就自称“大元可汗”开始支配蒙古,但其在根本上已经是和忽必烈所创造出来的“大元汗国”不太有直接关系的政权。蒙古真如其名成为“蒙古高原”上的政权。

  那么,就算异常的“大天灾”如何以超越人类理解的程度持续,但为何忽必烈与其策士兢兢业业地创造出来的国家与经济的体系会瓦解到此种地步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原因,就是太过早熟了。其构想目标非常卓越。忽必烈与其策士以宏大的计划、绝妙的统制力、顽强的意志,陆续地将之实现。这些构想几乎是远远地超越时代的,其中大多数,若没有很久之后的西欧,就是无法实现的。

  虽然他们的构想与实现的努力值得称赞,但支撑其体系的技术能力和水平都还太低了。忽必烈与其策士既无大卡车也无动力铲,既无火车也无动力船。此外,他们在通信与联络手段方面只有驿传的特快信和传信鸽而已。要管辖东西超过一万公里的超大版图,当时人类在技术上与产业上还是太过落后了。

  技术的薄弱是致命伤。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大天灾”长期袭来,他们却没有承受那可怕打击的耐力。“蒙古体系”不幸地没有获取使自己固定化的方法和机会。

  而且,忽必烈与其策士创造出来的国家与经济体系,巧妙地太过完美了。以大都和大可汗为物与人的结点,所有一切都与之相连的结构,一旦在哪里发生了无法作用的事态,就不得不瞬间崩坏。一旦演变至此,蒙古这个联合体和其经济循环体系,都如组合前的积木一般,回到各自孤立的状态。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可以使用的贫乏的技术力,也将智慧与创意发挥到了极限。只是,当时的状况是头脑转得比时代快。他们时常在现实中碰撞到技术与时代的障碍而被扯后腿。也有一些构想纯粹是由于技术层面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的。

  忽必烈的新国家计划,在构想与现实上相冲突,总之在忽必烈的这一代有一种一股劲地横冲直撞的感觉。虽说如此,在前近代所有国家、政权之中,在国家与经济的彻底体系化这一点上,在那规模的巨大程度上,忽必烈及其策士们所创造出来的模式是很出色的。

  但是,这所有一切都尚未完成便中止了。如果没有那空前的“大天灾”,不知道会不会还有相应的持续与发展呢?

  作为记忆的体系

  那么,“蒙古体系”是否全部消失了?其实并非如此。即便蒙古时代结束,其体系仍以各种形式留存在世界上,化为血肉。可以说,作为记忆的体系继续存在,在其后世界史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素。

  例如,看起来抗拒、否定蒙古遗产最激烈的明朝,虽然在表面上鼓吹汉族主义、中华主义,但其实在诸多层面都继承了大元汗国的许多模式。尤其是那巨大的帝国形式就明显是从大元汗国继承下来的。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版图。明朝作为“中华统一王朝”几乎是第一次将手伸向满洲即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统治云南与原为鬼国的贵州地区,甚至对西藏一带也想行使影响力。很明显,“中华”以大元汗国为镜,吸收了其国家模式变身为“巨大中华”,以至明清及民国、当代。

  并且,身为明朝第三代皇帝,与父亲洪武帝在不同意义上成为明帝国“建设者”的永乐帝,在内陆曾经数度亲征“蒙古高原”;在海上方面,则派遣由郑和领导的大舰队数次经印度洋,驶至伊朗、汉志(Higāz),甚至是非洲东岸。这些若不以大元汗国为前提就无法想象。

  永乐以后的首都,是曾为大元汗国帝都的大都。其名虽然唤作北京,但其城市的基本特点几乎都如实地继承大都,也重建了高度相似的建造物。在当代这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即北京。其实,只要将蒙古时代大都的区划放入脑袋,就可以走遍北京旧内城地区的大半了。故宫故不消说,在蒙古时代曾有过主要建筑物的地方,在明代几乎都再度修建了同样的建筑物。

  原本,北京这块土地就紧邻蒙古高原。如果只是以所谓的“中国本土”支配为目标的政权,绝对不会将首都置于此处。因为那将会使自身太过暴露在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东北角“边境”的北方威胁之中。

  将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的永乐帝,很明显是以重现大元汗国为目标的。在他死后,虽然明朝因为接连出现“内向”的皇帝而急速地蜷缩下去,但永乐帝自身应该确实曾经打算要创造一个拥有“蒙古高原”的国家。若是如此,那么迁都北京和蒙古亲征就都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说永乐帝尊崇唐太宗,但其实比谁都要尊敬忽必烈,致力于模仿他。他几乎是一位“忽必烈教”的信徒。这也令人可以理解,为什么永乐帝其实是失去中国的元顺帝妥懽帖睦尔(toγan temür)之子的这个“迷信”会深植在汉族和蒙古族间。据说洪武帝将怀了妥懽帖睦尔之子的女性纳入后宫。

  在永乐帝之后,明朝一直无法占领蒙古高原,而且一直在北京停滞不前,在国家权力的安全维持方面,其实已经面临甚大的矛盾。因此,十六世纪的明朝担忧在蒙古高原小规模重建的“大元国”牧民军团的侵略,不得不建设巨大坚牢的万里长城。

  蒙古时代固不待言,永乐帝时代也没有建设万里长城的必要。中国史上的万里长城其实没有被建造得那么多。就算是少见建造的场合,也不过是挖掘了与人同高的壕沟,将土堆到守卫一方的小规模程度。这在防止骑兵的程度上已经是很充分的城壕与土壁了。

  将国土全以石壁围住的构想,无论谁来想象都绝非寻常。留存至今的极度坚固的万里长城,向我们无言地说明了明朝后半期的当权者们是多么“内向”而自命不凡,而明朝的皇帝权力在人类史上又是多么极致地独裁专制(作为一个例子,世界史上的宦官之乱以明代中国最烈。那是明朝皇帝作为异常独裁当权者的必然结果。反观,在深深地带有“蒙古共同体”典型特点的蒙古大可汗的权力等中,皇帝个人可以恣意发挥的范围则极为有限。这一直以来都有很大误解。在明朝帝国中,为何只有皇帝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巍然而立,官僚以下的所有臣民只能唯唯诺诺地如羔羊一般呢?作为终人类史上独裁权力模式的反面教材,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明朝创始者朱元璋的存在影响很大,这不容否认。他从一位纯粹的暴徒发迹时,在白莲教这个武装信仰集团内部获得地位是幸运的直接因素。白莲教信仰仅一人有如弥赛亚般的光明主“弥勒”会降临救济尘世。名为“明”的国号,即位后强迫人民学习“六谕”,人类史上少有的针对识字阶层的大屠杀……如果说洪武帝将自己看作这个世上唯一的救世主“弥勒”,那么这一切就可以理解了)。

  永乐帝固不待言,其实自洪武帝的时代开始,明朝皇帝就被称作“大明可汗”(在非汉文文献中的发音近“岱明可汗”。“岱明”即“大明”,是现代汉语“大明”在非汉语文献中的发音),他对旧蒙古势力、满洲的女真族、半岛的高丽国及其后的李朝朝鲜国,以及以越南为首的东南亚诸国,也作为世界帝王“大元可汗”的后继者,展现施与恩惠的权势。

  例如,在以汉字音译的蒙古语原文及其汉文直译所成的甲种本《华夷译语》中,有几份蒙古牧民集团遣使来朝时的“来文”,相反洪武帝赐予的“赐文”则以双语形式来书写。根据这些文献可知,作为蒙古东北的巨大势力,催生忽必烈政权,又以乃颜叛乱使忽必烈政权陷入危机的东方三王族,将洪武帝唤作“大明可汗”,献上少量的贡品,作为回报则获得了莫大的赏赐。而且在明朝的体制中,斡赤斤王族被洪武帝赐予泰宁卫,合撒儿王族则获得福余卫,合赤温(Qa?i’un)王族的核心部分(合赤温王室虽称作“吴王”,但一三八八年脱古思帖木儿受到明军突袭时被捕杀一事可见于《明实录》。作为其结果,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构成合赤温王族中心的兀良哈族的千户群,就残留在合赤温旧牧地之一“朵颜山”保持势力)则获得朵颜卫的“卫所”指挥官头衔。

  明朝将自身的军队制度单位“卫”或“所”(千户所、百户所。当然,这也是对蒙古时代的模仿)等名称,赐予满洲、蒙古、西藏、云南、贵州、缅甸等区域的“当地权力者”,将这些权力者与集团视作自身帝国的一员。至于获得赏赐的一方,因为可以保证自己获得莫大的赏赐,明朝的表面工作对他们来说皆无所谓。

  在明朝体制里头称泰宁卫、福余卫、朵颜卫的东方三王族,在明朝这边以最近的朵颜卫之名总称作“朵颜三卫”(或者由于朵颜卫是兀良哈族,所以总称作“兀良哈三卫”);但在蒙古的“大元国”体制中,则以蒙古语总称作“鄂杰德”。他们如同蒙古时代一样,继续保持着独立的政治势力。

  他们在燕王朱棣,也就是永乐帝推翻南京政府(史称“靖难之变”,即绥靖变难之意)时也成为有力的军事合作力量。甚至,与清朝太宗皇太极缔结攻守同盟,使得大清帝国得以建国的有力同盟者科尔沁部也是这东方三王族的后裔。

  以拥有成吉思汗胞弟合撒儿血脉为豪的科尔沁部,终清朝一代都是堪比清朝王室的家世,作为最高等级的军事贵族与爱新觉罗一族一体化。清末镇压太平天国,在“亚罗号”战役中一度击退由天津往北京进军的英法联军的清朝最后王牌僧格林沁(Sengge Rinchen)就是科尔沁军团的亲王将军。就这个意义来讲,东方三王族的血汗是催生大元汗国、永乐政权,以及大清帝国的原动力之一。

  “大明可汗”继承蒙古的政治态度,继续维持近似于大元汗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在大元汗国时代,西北欧亚的钦察汗国、西亚的旭烈兀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等,频繁地将使节团送至大可汗跟前,获得了以赏赐为名的巨大经济援助,其中也包含直接、间接所属于各汗国的地方君侯们。

  在明代,不只是统治中亚的帖木儿王朝频繁地遣送明使节,奥斯曼王朝竟然也屡屡派送使节团。根据《明实录》,就连苏里曼大帝时代也是如此。甚至在明代前半期有马木留克王朝,后半期有奥斯曼统治下包括麦加、麦地那在内的汉志王国,也在“天方国”这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名称下,或许通过海路向明朝送出了使节团。他们皆以中国的财富为目的,这固不待言。

  在政治关系上也是如此,“蒙古体系”多少有些损坏,但在记忆方面还是有所继承的。这不可能是明朝有意而为之的,而是明朝在无意识下继承的,因为早就已经有模型存在了。

  甚至,若是将目光转向经由海路的通商关系,“蒙古体系”是毫无改变地继续存在的。如同后述,明朝畏惧倭寇而决定“海禁”,但也不是明朝一立国马上就变成如此的。其后被认定是非法的中国戎克船,在当时是公然且频繁地往东南亚或印度洋方面驶去。阿拉伯的商船在印度洋上活跃地移动。

  作为这样一个历史的产物,东南亚急速地成为“华侨”地盘。然后,一半由于中国穆斯林,一半由于印度洋方面的穆斯林商人势力进出发展,伊斯兰化也急速地展开。

  在名为“马可·波罗”的某人往西前进的一二九○年前后,东南亚沿岸地带的居民还未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伊本·巴图塔通过时,港湾城市的土著王侯以及商人们早就几乎都成了穆斯林。东南亚伊斯兰化的浪潮随着“蒙古体系”另一端的穆斯林商人们的到来而开始。

  永乐时代的郑和大航海本来就是“蒙古体系”的产物。当时的世界基本上与蒙古时代汪大渊所记的《岛夷志略》的世界没有太大改变。郑和的舰队在东南亚、印度与西亚各地贩卖最多的商品是如上所述的元代后期景德镇在蒙古时期的伊斯兰世界中应需要而大量生产的“青花”,在当时的国际语言波斯语中发音作“拉殊瓦尔第”的瓷器,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就如同在英语中称作“blue and white”一般,那是在白色的瓷胚上绘染钴蓝色的瓷器。中国有一部分研究者主张青花瓷器在南宋末年就已经出现。不过,南宋末年时欧亚大半部分其实已经逐渐进入蒙古时代。并且,成为青花重要材料的“回回青”以及钴蓝颜料是从伊朗方面传来的。再者,问题的核心不是技法是何时产生的,而是在于社会上或产业上具有意义的需求究竟是何时开始的。在白瓷上以钴蓝描青花的构想与需要,始于蒙古时代并在其后期才开始具有意义。正因为处于蒙古体系的时代,它才会以整个欧亚的规模来进行“社会化”“产业化”。

  明代大量精巧的优良器物,除了宫廷使用以外,都是输出的,特别是向西方输出的。青花的图案也是应其需要来描绘的。现在最多的青花收藏品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托卡比(Topkapi)宫殿博物馆(其中有相当比例被认为是原为马木留克王朝所有,其后由于奥斯曼王朝征服埃及,才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去),并非中国,此事说明一切。那里所收藏的大量青花逸品,皆是海上的“蒙古体系”从蒙古时代到明代依然存在的无双证据。

  根据最近发现的家谱得知,郑和是大元汗国时代进行云南开发的赛典赤(Sayyid Ajall)的后裔。如果真是如此,他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受到欢迎,而且永乐帝之所以任命他为舰队司令官的理由就很清楚了。因为所谓的“赛”(Sayyid)就意味着他承继了穆罕默德的血脉。此外,若是这样的话,从“太监”就是后宫的管理人这一点来看,从前无条件地将郑和视作“宦官”的看法也很可疑。总之,郑和的存在本身也是“蒙古体系”的遗痕。

  如果明朝在永乐帝辞世后也贯彻同样的国家方针,没有极端地转向“内向”,至少在亚非方面,“大航海时代”还未必就会是欧洲人的囊中之物。若是“蒙古体系”永续发展,就不能论定“来自东方的大航海时代”是不存在的。

  其实,永乐帝逝世后明朝的方针转换,不正是决定了中国的历史,然后成为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吗?到当时为止,“东方”的技术力、产业力完全地压倒“西方”,而且借由吸收南宋遗产的蒙古与海洋技术联结而组织化。以忽必烈时代蒲寿庚之子蒲子文等人所组织的前往西方的宣教舰队、爪哇远征舰队、“马可·波罗”乘船的使节团舰队为主,经过汪大渊所记载的商船,到了明永乐时代变成了郑和的大航海。社会产业力和国家向海洋发展的意图相结合,一步步地催生了巨大的海运力量。那看起来像是历史的大幅推移。然而,它们一举被放弃了:与郑和有关的记录被刻意地消除,禁止建造航海用的大型船只,甚至还采取不让人住在沿海地带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海禁”。许多事物在萌芽阶段就被摧残了。有关海洋文化的知识与技术,还有更重要的意识都退化了。

  “东方”在海洋方面落后,其实是晚近的事。一直持续到最近的关于历代中华政权一贯地抱有“重陆轻海”思想的看法是一个误解,其实是在明代闭关锁国政策以后才变成这样的。“东方”自我限制了本身的发展,又或说那叫作“自灭”。从长期的时间段来看,东西方的力量开始逆转。十五世纪是双方命运走向歧路的世纪。

  以明为中心的东亚,逐渐被封闭在自身内部,而让只有微弱力量的葡萄牙、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等“海上帝国”开出历史的“谎花”。

  不过,这样的历史是由装备有枪炮火器的舰队所创造的。然而,至少到蒙古时代为止,火药枪和大炮都是“东方的”胜过“西方的”。在襄阳包围战中,我们可以看到枪炮火器被有组织化地使用。可是,自十五世纪中叶开始的一个世纪之间,“西方”令枪火一举进步。“东方”在这里也是“自我设限”,使得舰队和火炮的组合理所应当地成为“西方”之物。

  所有变化都发生在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为止的仅仅一个世纪间,那是世界史由“陆与弓箭”到“海与枪炮”时代的大变化。“东方”借由蒙古创造出基础要素,然后也透过蒙古教会“西方”这些知识,然而自己却后退了。我们不能不说明朝“内向化”所具有的意义很是重大。

  “枪炮传来”日本,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该事件发生在一五四三年,搭乘中国海盗所驾驶船只的葡萄牙人从海路带来枪炮。其后近百年的日本史,伴随着火器重武装化及统一化,发展到“海外进出”的时代。他们也想成为“海与枪炮”的一员,但他们还是在这个阶段“自肃”了。虽说如此,这百年大变动以中国船员所搭乘的葡萄牙航洋船为契机,其意义非常深远。就算说是葡萄牙的“海上支配”,也是以与过去阿拉伯、印度、中国方面的海上势力合作,乘其势力的形式来成立的。以宏观角度来看,在结果上也不是不能说这属于“蒙古体系”的部分应用。

  回过头来,在蒙古时代后,欧亚大陆上有东方的明清帝国、中央的帖木儿帝国及第二次帖木儿王朝的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西北俄罗斯帝国,以及西南奥斯曼帝国四大帝国,在此时同时一分为四。它们分别在各自区域及“文明圈”内成为具有蒙古时代以前未曾有过的规模与内涵的大帝国。这些政权与国家每一个都是在蒙古时代起步,而且比蒙古帝国还要长久,一直到近现代的门扉开启为止,代表前近代欧亚的巨大帝国。忽必烈的大元汗国虽然因为偶然或必然而无法永续,但在此拥有相当稳固的军事、经济体系的巨大国家形式还继续留在时代。在西欧列强带来帝国主义的稍早之前,我们或许可以说蒙古带来了“亚洲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时代俄罗斯的扩大是往几乎无人或只有弱小集团存在的东方西伯利亚的扩大,几乎是“亚洲的帝国”)。但是,此事对那些区域的人们是否幸运,从某种层面的事实来看,也必须得视情况而定。

  应是回首时

  经过蒙古时代,欧洲急速地变得“外向”,不知不觉地重视生产与流通,特别是国家和社会都把通商作为一个当然目的,与“十字军”的时代简直不同。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

  所谓的国家,是以通过推动、管理通商及经济行为来为广大“国民”获得利益为第一目的的。社会与国民借此滋润、繁荣。我们都以为这些事是不证自明的。甚至每一个人对于利润获得的努力与苦心,以及伴随而来的对获得劳动报酬的要求,还有将这些商务与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思考方法,都被认为是“近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要件。在此姑且不论人们是否会意识到这些。

  但是,被认为是其原型的西欧诸国及其社会,在历史上是何时,以何种理由或经由何种过程变成如此的?那并不清楚。而且,西欧为什么会追求通商与财富,踊跃地向外而去?只从基督教传教的精神或者是宗教上的理由进行说明,本来就太过单一了。

  沃勒斯坦(Wallerstein)在有关宏观论说成型的这个重要时期,是以欧洲为中心来思考的,亦即十四至十五世纪是大混乱与危机的时代。但是,当时出问题的并非世界,只是欧洲出现了危机。欧洲在这个危机之中编织出了以国家和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中心的体系,由此脱离危机。一般认为那就是这五百年间席卷地球的“现代体系”。其观点实在可怕。他不了解蒙古,并且,对有关那“混乱与危机”不只存在于欧洲一事也不了解。

  国家在和缓的主导下拥有组织力,主动掌控物流,自身也凭借通商利润而存立的这个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的国家恐怕是第一个。笔者不敢断言以经济与通商为立国根本的各国模式,包括西欧近代模式以及日本国模式,其重要的根源都在蒙古时代。那是无法笃定的,至少现在还不能确定。所谓的历史就是这样。只是从十三世纪后半叶到十四世纪,忽必烈所领导的超广域的国家蒙古以横跨东西的规模,以这样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模式的事实的确存在。这样的国家与时代以世界规模存在,是确实有的。

  至少在其“开端”的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到可以说是以世界规模展开的经济样貌。或者可以说与商业有关的近似于“意识革命”的事物,其实是在蒙古时代以欧亚规模一度发生了。只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还无法证实它。一直以来,我们为了要确证它而准备的资料未免太过单薄,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足够多和质量足够好的史料来证明它。虽说如此,至少可以说若将目光从蒙古时代,特别是从其后半期的欧亚世界的和缓统合化现象中移开,应该就无法谈论“世界史”中的“世界的世界化”。当我们想象以那种程度整合的“世界史”时,并不是以欧洲规模来一举达到的。不管怎么说,都应该以欧亚规模的统合至少在蒙古时代就已出现为前提,认为欧洲的“世界发展”存在于其经验的基础上,那才自然(当然,也不应该忘记在现今的南北美洲大陆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等,当时欧洲人只是乘虚而入的这一点)。

  要言之,欧亚在蒙古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蒙古时代之后,欧亚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变身为过去不可能成为的样态。但是,蒙古时代本身除去“马可·波罗”《百万之书》在欧洲的流行(那导致哥伦布的西方航海)等以外,几乎都遭到遗忘。在现实运转的体系中,蒙古时代的记忆虽然仍有余留,但在每一个人的意识中,只单纯成为过去的插曲。

  我们倒不如说随着时势变迁,在将自己视作“文明人”的人们看来,蒙古累积了不少“负面观感”。当然,忽必烈国家是否具有前瞻性,其国家、经济、社会的体系如何,又给后来的时代带来多大影响?这些也被人忘却了。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要再一次重新检视今日世界与欧亚历史时,蒙古时代及忽必烈国家所具有的意义就清晰地浮现出来。现在正应是回顾的时刻。

  后记

  历史上有许多颇难证明的事物。这不是虚构所致,正因为那是真正发生过的事物,所以反而才很难证明。

  微小的事物、老套的模式,或者只在某些时候才稍有不同的事物,这些都是容易证明的。然而,只要时间或空间的规模很大,就很难证明。因为仅凭一人之力很难简单地应对。

  对当时人们来讲太大而不易察觉的情况不多。当然,由这些人们记述的文献或著作中,以近乎全体样貌来书写的很稀少。因此,对于要靠这些记录或遗物的“史料”,研究过去发生事物的后世人们而言,要看到实际面貌或规模是非常难的。

  然而,只要仔细比较之前与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有明显的不同。那到底是什么?疑问形成旋涡涌上来。于是,当我们看到极为微小事象的一端,那旋涡就越来越大。一个问题的解决会引发更多的谜题。

  蒙古和蒙古时代,以及其为世界与人类进程所带来的变化不也是这样吗?

  历史研究作为近代学术在欧洲已经有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其间,以领导了亚洲历史研究的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asily Bartold)、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为首的,被称为“巨匠”的历史学者们,致力于蒙古帝国与其时代的历史研究。其研究的深厚与传统是出类拔萃的,不过,所获仍然极少。

  蒙古时代的研究还处于“少年时代”。许多部分仍飘在梦里。满怀气魄的研究者跨越年龄、世代、国境,埋首庞大的多语言文献堆中。若是可能,希望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有关此一领域,日本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在世界上一直是一流的,近年还要迎来新的一波浪潮。不只局限于汉文文献这一个日本东洋史学的“优点”,还出现要迈向更广泛多样的原典史料大海的动向。视野正豁然开朗。作为研究者,生逢这一浪潮,是很幸运的。

  很久以前我就受到邀约,被问及要不要写一点关于忽必烈与其国家的东西。那时我曾尽微薄之力参与编辑的NHK特别节目“大蒙古”(大モンゴル)意外受到好评,自己也感觉到在我脑海中部分只是假设的知识透过影像逐渐“常识化”的恐怖。大约在同一时期发行的拙著《大蒙古世界》(大モンゴルの世界,角川选书)也是如此,在后半段有关忽必烈国家的部分,我从友人、知己等诸多人士那里得到写得太过草率而不满意的意见,令我感到很惭愧。因此,我非常感谢此次撰稿的邀约。

  但是,我和一般人一样总拿“很忙”等不成借口的借口当理由,一直磨磨蹭蹭没有开始。然而,在这忙碌之间,真的会陆陆续续出现许多该做的事。我还曾有过“今年真的是犯太岁吗”这种不合自己身份的想法。就算是好不容易潦草写完,还是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途中赴美也是其中一件。

  在此,谨对朝日报社,更重要的是要对川桥启一、宇佐美贵子两位表示由衷感谢。这本小书可以勉强成形,皆拜两位协助所赐。能够遇到优秀的编辑,是写文章的人的“运气”。就这层意义来讲,太岁年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我给下列人士也同样添了麻烦。处于同样研究领域的松川节、堤一昭两位在校正阶段帮了我很多忙,因为我会对没有确认原始典籍就靠记忆来书写的部分感到不安。用国际电话和他们交谈非常开心。日本与美国真的变得好近。虽说如此,在国外时常深刻感觉到的,是在研究室面对堆积如山的相关基础文献,从一头埋首读到另一头的这种日常幸福,以及自己是需要埋首彼处才有办法动脑发挥功能的。对于百忙之中拨冗亲切解疑的两位,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虽然在最后才提及,但我非常感激日本引以为傲的研究界大前辈——本田实信老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慷慨允许我在这本小书中使用收录在深具历史意义的著作《蒙古时代史研究》(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中的地图。本田老师是日本伊朗伊斯兰史研究的开拓者,也是前文提及的“新一波浪潮”的引导者。在此,连同平常所给予的诸多教诲,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学术文库版后记

  本书的基础《忽必烈的挑战——蒙古迈向海上帝国之路》(クビライの挑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朝日选书,一九九五年)大部分是在美停留一年期间写的。当时似乎没能带上什么重要资料,大多是靠记忆来写的。不过,若说要带一套必要的文献过去,那么就蒙古时代史的情况用极端的说法来说,是需要一间研究室的书籍量。坦白说来,虽然不好意思,但哈佛大学似乎没有我不可或缺的原典资料。但是,这样说不定反而比较容易写。这一年就结果来讲我出版了好几本书。说不定在海外,反而可以轻松写作。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

  然后,自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六年。现在,蒙古时代史已经作为世界史上数一数二的研究题目在国内外扎根。本田实信老师在一九九九年逝世,但他首倡的“the Monggol Period”(蒙古时代)的想法,作为日本实际上向世界最早提出的这个历史概念,目前在世界各国的相关研究者间已经相当普及。有志于此一领域的人,通过环顾欧亚乃至于欧亚非东西方的形式,与多语言史料进行格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

  甚至,有关蒙古时代以后的欧亚,在“后蒙古时代”的构想下,整体把握十五世纪以后历史的研究动向也很明显。从苏联解体开始,中国的崛起、世界全球化等具象征性的变化也发挥作用,在构想地球世界史时,以下认识早已屹立不倒,即“蒙古帝国及其后的时代”是与“现代”联结的一个关键点,即所谓的“大转向时代”。

  在重新阅读此书之际,总觉得本书只是在谈一些十分质朴的事物,但这也是照我当时直率的想法来写下的,而且大致上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这回能够被收录在讲谈社学术文库中,我倍感光荣。借由这个机会,我期盼将来可以进一步努力。最后,我要向讲谈社学术图书第一出版部的梶槙一郎先生表达我由衷的谢意。

  二○一○年六月

  杉山正明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下)插图3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下)插图5

  责任编辑:

原创文章,作者:zhangermao,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ktppt.cn/2586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