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初年的“分夷为汉”政策

  当今世界,汉族以约13亿人口稳居世界民族之首。与之相比,世界第二大民族印度斯坦族只有约3.29亿人。汉族的历史构成是复杂的,其主体来源于秦汉时期,但在历史的长河里,又不断吸收各种汉化的民族和种群加入。

  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时往往会有大规模杀戮行为,这个不用讳言。但是,以此推导出这些民族与汉族就一定不共戴天,必须是世仇,那就低估了汉民族的亲和力和民族同化能力。因为,汉族的最大特点是在历史上始终立足于先进生产力一方,代表着文明和宽容。因为文明,所以能以文化的优越性影响到少数民族政权,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汉化,也就是不断促进其从野蛮走向文明。当少数民族政权逐渐接受汉化,其本部民族行为举止与汉民族趋近时,其政权就能延祚,例如清之长久;当少数民族政权只是稍有汉化,缓慢行文明之事,甚至其本部民族固守某些民族陋俗时,那就只有失去民心被无情推翻,例如元之短暂。这在历史上称之为“用夏变夷”。即便短暂如元朝,也不可能抗拒这种历史潮流。明修《元史》,在《世祖本纪》中评价忽必烈:“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这个“用夏变夷”往往是少数民族政权做得最好。因为他们本身是“夷”,代表着落后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他们要想保住政权,统治以汉族为压倒性主体的民众,保住本民族特权阶层的权益,就不得不向汉族学习先进文化,沿用汉族政权的组织和管理形式,然后有所发挥和建制。有元一代,给我们留下两项很大的历史遗产:一是广袤的领土,能够让我们自豪地宣称“自古以来”;二是留下了“省”的建制,这个建制延续至今有其合理性,其大能管理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中等国家级别以上的的土地和人民,有利于集中一方力量发展规模经济,其小能直接管辖到县乡村人民,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局面。自元而降,就不可能再出现南北朝、五代十国那样的大分裂时代了。

  在这个“用夏变夷”的过程中,元朝统治者做出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把它称之为“分夷为汉”。

  元朝最初是马上民族得天下,一切政策和管理都是粗线条的,面对广饶的中国腹地和数量庞大的各族人民,一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管理。忽必烈入主中原时,蒙古人不过40万之众,而全国人口7300多万。怎么管理?只有接受汉族知识分子官员的建议——“化万民、安四域”(刘秉忠语)——来巩固统治。化是教化,用儒家纲常伦理教化全国民众;安是罢征止戈,学习历代中国统治者的政权形式管理天下。忽必烈悟出两条核心原则:重视儒学、推行汉法。“以马上取天下,不可马上治” (刘秉忠语)。忽必烈的儒家谋士郝经及时提出:“能用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忽必烈接受并践行了这一思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说少数民族政权也是中国政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汉法、用中国之道”。因为。行了汉法,用了中国之道,你这个政权的统治者从思想到行为和汉族政权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元朝初年的“分夷为汉”政策插图1

  元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辽阳行省

  忽必烈政权在行汉法、用中国之道的过程中,在东北(辽阳行省)做了一件有关民族融合的大事。元朝是从辽金手里取得东北的。这里民族众多,辽金两朝都不同程度实施了汉化政策,当时当地情况比较复杂,局面比较混乱。元朝搞了两条,推行儒学和民族融合。元朝推行儒学下了血本:不但所有民族都要学习儒学,而且减免儒士、生员的的赋税、杂役,为儒学教育提供学田,生员可以根据推荐和科举成为官吏。再看元朝政权主持的民族融合。为了简化政权管理模式,降低管理成本,元朝通过经济手段减少了民族数量。原本东北有农耕、游牧、渔猎三类民族形态,但因东北南部许多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都接近汉族,元朝把女真、契丹族中不通汉语者归为蒙古人,把生长在汉地通汉语者归为汉人。有所谓“汉人八种”的说法,即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等8类人都按上述原则划归蒙、汉两个民族。我把这称为“分夷为汉”。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不通汉语者划为蒙古人,通汉语者划为汉人,就是说文化水平低的进入了统治民族,文化水平高的进入了被统治民族。这好像是古代版读书无用论,其实不然。汉民族是农耕民族,生产力和生活水平要高于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归入蒙古族的,不一定有官做,该在底层的还是底层;归入汉族的可是实打实能得到土地,转换身份过上好日子(元朝在东北屯田)。实际上还是汉族人数增多了,得到了壮大。

  据有些学者分析,这些加入到汉族的少数民族不过百万人数,而全国汉族有几千万之众,似乎加入与否对汉族影响不大。其实换个角度看待问题,这个政策实施下来结果一是东北民族数量大量减少,民族间的矛盾少多了,把东北稳妥地纳入到汉地;二是这些人加入汉族,也许对整体汉族并没多少改变,但对这些小民族来说就是整体换血,永远消失。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族本质是以文化为分野的,并不刻意注重血统。

  行文至此,做个小结。汉族经两宋长期的经济繁荣时期发展,已经在数量上占据民众绝对优势,虽经元初战乱减员,但占主体地位的大格局没法改变。这种局面直接影响到元朝国家政权统治方式改变,元朝统治者不得不在汉化的道路上走下去,最终成为真正的中国政权。汉族是这场民族大融合的最终受益者之一,在血统上增加了新鲜血液,在习俗和思想观念上接受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并最终或多或少影响到今天我们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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