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治藏政策的反复调整:忽必烈的特许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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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元时期,治藏政策的反复调整:忽必烈的特许专营插图1

  大帝国的小心思——蒙元时期,治藏政策的反复调整(三)

  1264年,忽必烈干掉了亲弟弟阿里不哥,站在了帝国最高的领奖台上。

  意志坚定站在忽必烈身边的八思巴,成了他最信任的大臣之一。

  说起来,古代君臣的关系真没几个好的,要不也不会有“伴君如伴虎”的古训,但忽必烈和八思巴却属于特例。

  这两位之间相互信任的友谊,终其一生,算是少见的有始有终案例。

  但二人的初次见面,却远未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而是磕磕绊绊差点掰了。

  1251年,带兵入川康平叛的忽必烈,得知萨迦派领袖依旧留在凉州,便马上一纸召命将八思巴传来。

  但当忽必烈见到萨迦派领袖时,发现居然是个只有18岁的毛头小伙子,顿时便疑窦满胸。

  可经过一番言语,他发现这个年轻人对川康卫藏的情况相当熟悉,但有询问皆能侃侃而答。

  尤其二人闲谈时,八思巴详细讲述了吐蕃王朝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的事迹。忽必烈暗中派人查询汉文史料,发现八思巴所言不虚。这让忽必烈顿时对八思巴产生敬重之情。

  而忽必烈宠爱的妃子察必,对八思巴的传教更为感兴趣,很快便拜其为上师。

  但忽必烈召八思巴前来不是为了闲聊,他想借助萨迦派的力量,为蒙古大军筹集攻大理的物资和征夫。

  但这个要求被八思巴婉拒,他回答道:“西藏是一个偏远的地方,地广人稀,难以支撑大军所需,还请收回成命。”

  脾气暴躁的忽必烈,顿时咆哮道:“你活腻了吗?我刀锋所指,挡者披靡,要点物资,你便推三阻四!”

  好在王妃察必出来斡旋,总算让二人没有彻底谈崩。

  其实,忽必烈坐镇中原期间,已发现蒙古人原有的信仰系统,不足以支撑蒙古汗国的统治。

  他也在寻找一种更有效的信仰体系,此时察必不断怂恿其皈依藏传佛教,这也让忽必烈颇有些心动。

  但当了解到“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叩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的规矩,马上表示不可接受,“大汗没有低于他人的道理!”

  这时又是王妃察必又出来斡旋,她建议道:“关于朝廷政事,上师对大汗什么法谕都不要下,一切听从大汉旨意,有事还需向圣上禀奏。

  有关佛法之事,大汗不要违背上师法谕,在朝廷以大汗为长,宗教礼仪中以上师为长。”

  王妃的折中方案,保护了大汗的执政权威,将教权限制在了可控的范围,到了忽必烈的同意。

  1253年,“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灌顶,正式拜其为上师。这也是蒙古王公,首次接受藏传佛教“灌顶”的仪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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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和八思巴在如何分权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但一场危机正快速向两人袭来。

  随着疆域的不断拓展,蒙古汗国内部逐渐开始出现了左右翼之分,由于占领区的环境差异,游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特征越来越难以调和。

  倾向于容纳农耕文明的右翼,与倾向于保持蒙古传统的左翼,互相看对方不顺眼,两派之间的领袖便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兄弟。

  以当时的力量对比来说,阿里不哥代表的左翼是蒙古贵族的主流,而被封至中原,倾向于开放包容的忽必烈却是个异类。

  1257年,蒙哥在阿里不哥的怂恿下,决定对忽必烈下手。

  他借南下攻宋的机会,以“以忽必烈有足疾为由,解除其军权”,并将他手下的大臣拘押拷问,意图“先除羽翼,后治魁首。”

  大汗亮出了爪牙,忽必烈身边风声鹤唳,不少人瞬间消失。

  其他人则用买菜的目光扫来扫去,看他哪块能卖个好价钱。

  八思巴则坚定的陪伴在他左右,不断用佛学理论,宽慰忽必烈惶恐不安的心灵。

  在八思巴的劝慰下,忽必烈决定直面危机,他只带几个亲随“向蒙哥当面请罪,并将送家人至都城做人质。”

  虽然,此事以和平方式解决,但在忽必烈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蒙哥死于钓鱼城下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马上拔刀相向,杀得血流成河。

  随着忽必烈的大获全胜,萨迦派终于第二次起飞,再没有其他教派能望其项背。

  此时,坚定站在忽必烈身边的八思巴,被任命为宣政院首位总制官,“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

  忽必烈设置宣政院的目的,便是统领全国宗教事务,并对西藏地区行使管辖权,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宣政院,实际上已经掌控了西藏的政教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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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就此认为,忽必烈对八思巴的信任趋于无限,就是智商堪忧了。

  只有弱鸡君主才会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忽必烈这种级别的牛人,从不会相信任何人,他相信的只有自己,或者说只相信自己的手段。

  因此,在信任八思巴之余,治藏策略调整之手也没闲着。

  首先,忽必烈改变了蒙哥分封王公的做法,全力扶持萨迦派。

  他将蒙哥汗时期,各王公在西藏委派的守土官(达鲁花赤)全部召回,萨迦派成为了元朝在西藏唯一的指定加盟店。

  为使萨迦派拥有足够的权威,封国师、赐玉印、任宣政院总制官,都可看成是总公司(元朝)的注资行为。

  其次,忽必烈分封诸王出镇,以军队威慑整个藏区。

  帝王心术说白了就两个字——制衡!

  虽然忽必烈对八思巴的信任终其一生,但显然也不想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269年,忽必烈开始实施统治西藏的第二个战略——诸王出征。

  他封儿子奥鲁赤为西平王,命其“将兵镇边微襟喉之地”以威慑整个藏区。

  奥鲁赤率军屯驻在朵哥麻思(即多康)的算木端地区,这支震慑西藏的蒙古军队,在保持藏区稳定和平抑叛乱方面,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至于有藏文史料,称“薛禅可汗(忽必烈)把吐蕃地区赐给了奥鲁赤”,但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

  因为,奥鲁赤的使命仅限于军事威慑和维稳,并不涉及民政。

  按比较正式的说法应该是“封藩不治藩”,行政权力依旧在行省、行院手中。

  而且,他的王府设置在“朵哥麻思地之算木多城(今青海省互助县松多)”,其采邑也在此地。

  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职责是在乌思藏出现骚乱时,就近入藏尽镇戍职能。

  前两招是赤裸裸的胡萝卜加大棒,但蒙古人还有一个盘外招,就是直接改变萨迦领袖的血统。

  这个在人种上的“掺沙子”计划,早在阔端时期便昭然若揭。

  当年萨迦·班智达带着两个年幼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到凉州来会盟,阔端了解到萨迦派的领袖传承机制后,马上就命未来的行政领袖恰那多吉着蒙古服、学蒙语,并将蒙古公主墨卡顿指混与他。

  阔端的心思相当明确,要将萨迦派下一代领袖培养成亲蒙古的人,而下下代则干脆带有一半的蒙古血统。

  阔端的策略执行的相当完美,八思巴和蒙哥都(阔端之子)成了一起长大的发小,而恰那多吉则更是在蒙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忽必烈当然不会看不出阔端的心思,他延续了“人种掺沙子计划”,并向前又走了一步。

  在册封八思巴为国师后,他将恰那多吉招至大都,册封为“白兰王”,赐金印,准许其开府建牙。

  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恰那多吉是整个西藏和萨迦派中最早获封王爵之人,同时受命管理西藏地区的行政事务。

  这就是赤裸裸的帝王心术了,忽必烈给了八思巴崇高的荣誉地位,却把他留在大都辅政,而“尚”(娶)了蒙古公主的恰那多吉,被派去统管西藏政权。

  身为宗教领袖的八思巴是不能娶妻留后的,按照忽必烈的计划,恰那多吉的后裔将成为最终的领导者。

  随着血统的不断稀释,不定什么时候,领导西藏的已经是个纯粹的蒙古人了!

  忽必烈的心思,八思巴当然心知肚明,但他也无力反抗。

  好在藏传佛教的信仰,在蒙古贵族中推行的非常顺利,指不定是谁同化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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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实施,但人算不如天算,恰那多吉寿禄极短,回藏几年后便草草去世,他的蒙古妻子也未留下子嗣。

  蒙古人倒也不着急,一个不行,就再来一个,恰那多吉的儿子也娶了蒙古公主,但这位公主同样没有子嗣传续。

  随着,恰那多吉一系的子孙断绝,蒙古人的“人种计划”夭折,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

  忽必烈控制西藏的三大策略里,前两条是彻头彻尾的阳谋,第三条则是不可明言的“小心思”。

  很多人都觉得阴谋难防,其实堂堂正正的阳谋,才真的无解!

  实力碾压的局面就在那儿摆着,即便智慧如海的八思巴也没辙。

  萨班和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尽量保全西藏的信仰和稳定。

  在忽必烈帝王之手的扶护下,萨迦派直上青云,任何敢于挑战它的势力,都被暴怒的巨兽踩翻在地。

  从阔端与萨班的凉州会盟,到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患难之情,经过了18年的岁月。

  萨迦与蒙古领袖的关系,走过了从亲密到疏离,再到愈发亲密的曲线。

  这其中蒙古人始终掌握着变化的主导权,而居于弱势的萨迦派只能被迫接受变化,并尽量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这种强弱亲疏的变化,也正是蒙古汗国与西藏力量对比的真实写照,硬实力天壤之别摆在面前,再睿智的政治家,也要感到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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