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就元朝的商业政策谈“重农抑商”

  原标题:就元朝的商业政策谈“重农抑商”

  中国古代的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还是人口大国,如果粮食生产得到停滞,就会天下大乱。所以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农业。

  元朝疆域图

  但是统治者他们认为如果不限制商人和商业,人人都会去从事工商业,从而导致农业被荒废。

  “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汉书?食货志》)。

  《吕氏春秋》中“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 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 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气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 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 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 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出于这种社会现实和重本思想的考虑,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在社会地位,法律地位,税收等等展开了无尽的限制和压迫。

  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商人就得到了限制,尤其是在汉朝提出了“士农工商”的概念,将商人排到社会的最低位置。

  晁错在《论贵粟疏》:“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而且汉朝限制商人不能骑马乘马车,穿丝绸衣服,商贾的算赋要加倍征收;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商贾以及子孙永不得做官;迁徙商人到边远地区戌边等。

  《史记》: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到了唐朝,科举考试制度开始全面实行。唐朝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汉武帝

  而且自汉武帝开始了盐铁专卖制度,将最能盈利的商品控制在朝廷手中。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等人主持盐铁专卖,商业空间进一步被打压。

  於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

  而且汉武帝还开启了对商人课以重税的制度。为了平衡财政收入和支出,汉武帝对商人实行“

  告缗

  ”和“

  算缗

  ”制度,这是一种对商人收取高税收和财产没收的手段和法令。

  算缗:

  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

  告缗: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结果这种制度实行后,许多商人都被人告了,因此被下狱,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从狱中活着回来。最后导致大商人小商人都破产了,老百姓不敢在去从事商业了。但是朝廷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财政不在窘迫。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汉武帝高压的商业政策导致了商人必须依附官府才能保全财产和生命,以至于中国古代的商人有许多都是依靠权力才能获得巨额财富,然后成为所谓的官商。

  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以后的王朝也都实行专卖制度和高商业税的法律。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就对盐实行了专卖,还有借商、间架税。而宋朝承袭五代十国以来的各种苛捐杂税,有经、总制二钱等等非常重的商业税。

  《元史·食货志》:《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制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

  因为古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种种控制和限制,古代中国的工商业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

  因此史学界认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导致了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使社会经济的活力受到压抑,而新的经济因素和生产方式的萌芽,也未能得到正常发育。

  但是元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一反“重农抑商”政策的朝代,元朝不仅没有对商业课以重税,而且取消了历代王朝对商人的许多限制。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惓藐于农桑一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虽然,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其能兼有四海,传及百年者,有以也夫。

  虽然元朝也有专卖制度,但是没有想宋朝那样全面垄断。部分金、银、铜、铁、盐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铅、锡由政府卖给商人经营。

  元朝商人

  元朝的商业空间非常大,而且元朝取消了对商人不能做官,社会地位低的现状。在元朝许多商人都得到了重用。阿合马、桑哥及汉族卢世荣均为商人,先后主政掌管国家的财政经济大权,红极一时。

  元朝的商业空间大还表现在商业税比较低,元朝在忽必烈时期就规定商业税为

  三十税一

  ,是非常低的税率。后来又规定为

  四十税一,或者六十税一。

  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是年,始定上都税课六十分取一;旧城市肆院务迁入都城者,四十分取一。

  而且元朝没有闭关锁国的政策,而且鼓励海外贸易。为了支持海外贸易,政府提供海船,但是收取70%的利润,而私人可以得到30%的利润。而且对有权有势的富贵人家,禁止他们进行海外贸易,从而扰乱贸易秩序。

  《续文献通考·市籴考》:“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买卖者,依例抽之。”

  而且海外贸易的税收也是非常低,无论是外国商船还是元朝本国商船在元朝进行贸易,对其货物的税率都是十分之一或者十五分之一。

  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

  因此元朝的海外贸易非常繁荣,超过了宋朝。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 和地区共 56 个,而于元代达到了 140 多个。

  元朝纸币

  而且元朝发行的纸币也是非常有利于商业贸易。元朝统一天下后,取消了许多南宋时期的商业税。

  其田租、商税、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

  元朝宽松的商业贸易政策使元朝的商业非常繁荣,造就了很多的商业都市。比如元大都,泉州,杭州,广州等等。也产生了许多大商人,明初著名的富商沈万三就是在元朝将家业做大的。当时对行商有诗作《盐商行》: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

  人生不 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

  盐商本是贼家子,独与王侯捋富豪。

  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幄。

  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

  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

  大艘镇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

  就连史学界也对元朝的商业繁荣连连赞叹。著名元史专家李干先生言:

  “元代的商业极为繁荣。

  ”另一元史专家邱树森先生说:“

  元朝时,国内和 国外贸易是很发达的

  。”

  问题就是元朝的商业政策是非常宽松,这才导致了元朝的商业空前繁荣。但是元朝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这点推翻了以往的观点——认为历代王朝执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导致了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虽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雇佣关系在元朝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元朝专门出法律保护雇工的权利。

  元代法律规定:“诸佣雇者,主家或犯恶逆及侵损己身,许诉官;余非干己,不许告讦,著为制。”

  那么为什么元朝如此宽松的商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呢?原因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要有技术的推动,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元世祖出猎图

  就好比战国时期只有牛耕和铁器的生产出现,社会生产力提高,中国才能出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王朝。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

  元朝时期的技术还没有达到,那个时代没有出现蒸汽机,元朝并没有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对科举也不重视。也没有什么迂腐观念,将研究技术视之为奇技淫巧。元朝也没有出现新的重大技术出现。

  这并不惊奇,因为朝廷和整个社会不重视商业,不重视科学技术的政策和观念由来已久。要消除这种政策和观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元朝存在的时间太短,只有九十八年。元朝不足以去改变和扭转这种政策和观念。

  因此也无法发挥政策的作用,去推动技术的进步和社会进步。以后的明朝和清朝闭关锁国,而且商业政策更加严格。由此看来,如果不是外部力量的影响,中国是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的。

  顺便通过元朝的商业政策来说一说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执行重农抑商政策。

  元朝的商业政策对商业有利,没有搞抑商政策,但是元朝还是执行了重农政策,农业税收在朝廷税收中的比重太重了。而商业税的比重没有超过农业税收。

  《续文献通考·征榷考》:元代文宗天历年间,全国商税总额为九十三万九千五百六十八锭有奇,其中江浙行省商税总额为二十六万九千二十七锭二十两三钱。

  这种不平衡的税收政策对农民极不公平,农民享受的权利少,而承担的义务多。而商人享受的权利太多,而承担的义务太少。

  “多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 分毫差役”说的就是商人承担的义务太少。

  而且元朝发行的纸币太多,导致货币贬值。商人开始投机倒把,趁机大量收买土地。他们通过本身占据的社会资源可以收买朝廷的官员,将穷人的土地强制买卖,而且将税收转嫁到穷人身上,导致民不聊生。

  《元史·食货志一》:“??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而且元朝并不限制贵族、官员、僧侣等人从事商业。结果导致官商的出现,极大破坏了商业贸易的规则,有序的商业秩序无法形成。

  元世祖忽必烈

  元世祖:“数年以来,所在商贾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涌贵。”

  元朝对商业的税收太少导致了朝廷收入也不充足。而且商人占据大量的土地又不缴纳税赋,朝廷的收入更加减少。因此元朝朝廷又大量的超发货币,导致货币进一步贬值。而商人又开始大量占据土地,而老百姓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

  於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趶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如此往复循环,社会财富都集中到了商人手中,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而税收又不具备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民众对朝廷和商人没有好感,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朝廷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而且皇权专制统治下,不允许读书人有异端思想,不允许农民随便迁移,不允许商人有富可敌国的财富。

  这也就是历朝历代为什么要执行重农抑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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