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

  明中叶以降,西海蒙古部落扰边问题成为朝廷的大患,这与国势日颓下明朝消极的边疆策略有关。这一问题自明朝创立伊始便与之相伴,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明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正统十四年(1449年),因“土木之变”,蒙古游牧势力一度给明朝北部边防与中央核心区造成空前危机。此后,明朝对蒙战略更趋保守。至嘉靖年间,由于朝廷顽固奉行闭关绝贡政策,再度酿成“庚戌之变”,明朝社稷几危。

  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插图1

  在内忧外患之中,隆庆年间,朝廷积极调整政策,最终促成“俺答封贡”,使明蒙双方维持了较长一段时期以和平交往为主的局面。上述明蒙关系的一系列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汉藏走廊地缘政治格局的嬗变。

  特别是关于西海蒙古的出现及其活动,学界已涌现出不少成果,其中部分成果已关注到西海蒙古与王朝经略之间的关系,但相关论述尚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文献,以重构明中叶以降汉藏走廊地带明蒙权力角逐的图景,就介入性力量出现后的“权势转移”危机、王朝经略与地方秩序演变诸问题加以系统考察。

  明中叶以降,大批东蒙古部落突破长城防线,辗转南牧青海,及至“隆庆和议”“仰华寺会晤”后达到巅峰,并逐渐向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转场,导致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被打破,酿成万历十八年的“洮河危机”。

  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插图3

  明朝不得已派遣深谙蒙古事务的郑洛坐镇经略。郑洛及其后继者采取一系列举措,才最终缓和了紧张局势。在平息“海患”的过程中,明朝逐步强化了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这可视为其在西海蒙古压力下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一种加速反应。

  明朝在汉藏走廊的经略无疑深受西北地缘形势变化的影响,客观上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深化了蒙、“番”、汉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日后西部疆域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剿抚西北的“残元势力”时,效法汉武帝“隔绝羌胡”之策,于汉藏走廊之河湟洮岷一带构筑起以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诸卫(统称为“西番诸卫”)为依托的防御体系。

  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插图5

  洪武三年(1370年),邓愈率部进克河州。不久,河州卫率先创设。同时,河州卫下属的所级军事单元也依次建立,其中包括:八个千户所,即铁城、岷州、十八族、常阳、积石州、蒙古军、灭乞军、招藏军;

  一个军民千户所,即洮州;七个百户所,即上寨、李家五族、七族、番客、化州等处、常家族、瓜黎族;两个番汉军民百户所,即阶文扶州、阳咓等处。起初,河州卫的辖域几乎囊括了当时洮岷河绝大部分地区,但随着明朝经营西北的重心逐渐北移及国家权力向“西番”地域的不断延伸,出现了新的机构调整。

  洪武六年(1373年),在湟水流域置西宁卫。洪武十一年(1378年)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间,又从原河州卫辖区分割出岷州、洮州大块地域另置岷州卫与洮州卫。随着汉藏走廊卫所的先后设立,大量的内地军户在国家政策驱遣下徙入河湟洮岷地区,这使得明朝对该地区的行政控制力大大加强,进而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插图7

  明朝将目光投向河湟洮岷地区,是由那里的地缘战略优势决定的,即该地区具备整合西藏、蒙古、新疆、内地诸地域板块的枢纽特质。对明朝而言,河湟洮岷地区既是入藏的门户,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走廊地带。

  通过在此创设“西番诸卫”以实现“北拒蒙古,南捍诸番”的目标,成为明朝历任统治者一以贯之的安全防御策略。在古代中国,“番”指代对象皆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多数情况下只能理解为华夏对“他者”族类的泛称。

  明初以来,“番”在保持泛称概念的同时,也渐渐指涉更具体的地域空间及人群。“番”有东、西之分,“东番”主要指东部海域特别是台湾岛上的原住民,而“西番”则主要指西部高原之羌藏诸族。

  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插图9

  相较于中央集权的明朝而言,分枝化的河湟洮岷诸“番”处于绝对劣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易于管理。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生态的制约,明朝国家权力向高海拔地区推进的程度有限;

  在“西番”分散性的社会结构中并没有一个如单于、汗一般的领袖来统合、左右各分枝部族的行动。因此,无论是“西番”与明朝之间,还是“西番”各部族之间,常常因资源竞争而征伐不断。

  《明史》所记载的“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正是那里“番乱”无常的真实写照。但总的来看,西海蒙古出现以前,明朝大体能够依靠刚柔并济的举措将“西番”置于可控的范围内,而不至于造成地方局势的激烈动荡。

  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插图11

  地处汉藏走廊的河湟洮岷地区具有过渡、易变的特质,该特质预示着明朝在此构建的管辖机制可能潜藏着动荡的风险。

  正德初年,蒙古右翼首领亦不剌与满都来·阿哈剌忽在与达延汗的权力斗争中失势,旋即拥众南下。他们穿越明朝边关,辗转至青海湖一带驻牧。正德九年(1514年),总制都御史彭泽调大军征剿,却无功而还。此后,经略诸臣对亦不剌诸部或抚或剿持议不一。

  主抚者如金献民希冀通过设置羁縻卫所就便安插,以达到使之革新向化、为我策应之目的。主剿者如杨一清则认为,“海虏如痞结胃腹,久而不疗,后将难图”,宜调集兵马“并力夹攻,以驱河西腹心之害”。

  但此后相继出任三边总制的王宪、王琼皆以“虏营散远,而在我兵力寡、粮草缺”,放弃远征,这种情况客观上纵容了西海蒙古势力的扩张,进而对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构成威胁。

  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插图13

  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其一,西海蒙古与河套蒙古一同构成对陕西三边四镇的包围之势。洪建之际至永乐年间,为应对蒙古政治中心西移与帖木儿帝国的威胁,明朝曾先后在西北地区设立甘肃、宁夏二镇。

  宣德、正统以来,蒙古部落时常出入河套,后渐次常驻于此。明朝被迫对北部边防体系加以完善,遂促成延绥、陕西(后改称为“固原”)二镇的建立。在陕西三边四镇的防御体系中,甘肃、宁夏、延绥三镇构成了三边的外部防区,而固原镇则成了内部防区。

  具体到“西番诸卫”的防务情况,西宁卫被划入甘肃镇防区,而洮、岷、河三卫则被划入固原镇防区。西宁卫毗邻长城,较易受南下蒙古游牧势力的攻击,而洮、岷、河三卫则由于靠近腹里,防务压力较小。然而,此种情况在大批东蒙古部落南牧青海后逐渐发生变化。

  明朝将布防重点放在长城沿线附近,导致纵深地带布防空虚。西海蒙古可避开长城,向东直捣洮岷河甚至川西北一带,并在客观上与河套蒙古南下扰边形成呼应之势,遂使陕西三边四镇特别是固原镇的防务压力大增。

  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插图15

  西海蒙古对“纳马番族”的役属,渐次影响到明朝长久以来构筑的“招番中马”机制。“西番”部族的分散性,决定了他们在与西海蒙古争夺资源中缺乏优势。

  西海蒙古还强迫“属番”缴纳岁贡,即所谓“守信”“添巴”,这意味着部分“纳马番族”转而成为西海蒙古的藩属。“海患”对于“招番中马”机制的破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明朝在河湟洮岷地区统治的稳定。

  环青海湖草场资源有限,大批东蒙古部落入据青海,势必使在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西番”部族远离故土,“西番”部族为寻求新的生存资源不得不进一步内徙,从而威胁腹里安全。嘉靖八年(1529年),“洮、岷诸番数犯临洮、巩昌,内地骚动”。

  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插图17

  万历初,洮州等地再度爆发“番乱”,陕西三边总督石茂华遣将引兵弹压。此次“番乱”虽然最终被平息,但明朝并未从根本上化解河湟洮岷地区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

  明朝中后期汉藏走廊地带的动荡明显受到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西海蒙古的出现及其活动,成为打破区域关系平衡的介入性变量。明朝强化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则可视作其为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应激反应”,由此带来社会治理模式由“羁縻”向“直辖”的微妙转变。

  这一个案研究说明,当我们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西北区域史时,地缘形势与族群关系显然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作为明清西北地缘政治角逐的核心场域之一,河湟洮岷地区最明显的特征即“国家在场”的强大投影。

  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插图19

  从历时性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无疑大大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强化了多民族区域稳定与整合,促进了蒙、“番”、汉各跨区域族群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打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社会心理基础。正如苏航所指出的:

  “这一凝聚的结果并不总是民族与文化的全盘同化,而更多的情况是改造了从个体到群体、从小群体到大群体不同层级的价值结构,使得它们在中低阶价值保留多样性的同时,却在高阶价值上呈现出趋同性。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价值结构体系,奠定了文化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从共时性视角看,这一时期的河湟洮岷地区也不单单是农牧生态意义上的汉藏边缘地带,还俨然成为王朝国家整合西藏、蒙古、新疆、内地的地缘政治枢纽,即具有统辖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圈、中亚绿洲文化圈、中原农耕文化圈及各附属文化地理单元之结构功能意义。

  从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经略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插图21

  对于“超族群”的王朝国家而言,实现对该区域的有效治理与一体化便具有稳定西部疆域结构版图的重要作用,更具有突破以往“农耕/游牧”“长城内/外”二元历史阐释范式的启发性意义。当然此一问题甚大,尚待专文论述。

  举报/反馈

原创文章,作者:zhangermao,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ktppt.cn/2561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