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期间,朝鲜是如何瞒着明廷与日本通使交往?

  关于明朝万历年间援朝抗倭的动因问题,中韩学界多将郑崑寿请兵视为促成明朝大举出兵的主要和直接原因。然而结合此前朝鲜使臣多次辩诬活动进行考察,笔者发现郑氏请兵之举并未完全消除明廷与朝鲜之间的重重疑云,当时中朝关系得以修复的程度颇值商榷。

  专就明廷出兵各环节与郑崑寿请兵活动对比分析,发现二者之间亦不存在逻辑衔接和因果关系。另有史料证明,明廷的军事行动主要是根据对朝鲜倭情的掌握程度和出兵准备的进度而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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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80至90年代,朝鲜王朝出于经营自己小型华夷秩序圈之私念,背离“臣子无外交”的宗藩关系原则,瞒着明廷与日本通使交往。不料日本早有征服朝鲜及入犯明朝的野心,丰臣秀吉顺势攻打朝鲜,短短数月之内几乎攻陷其整个版图。

  危急时刻,朝鲜只得向明朝求援。此时明朝已从其他渠道获得朝鲜通倭的消息,对朝鲜半岛形势疑云重重,而朝鲜王廷只得接连派使向明廷奏报倭情,辩解嫌疑。在这些修补两国关系的活动中,朝鲜自始至终没有坦白背明通倭的隐情,而明廷最后决定大举东援。

  对此,孙卫国初步论述了这一“信任危机”及其根源;陈尚胜指出明朝东征朝鲜是出自对鲜字小义务和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在韩国学界,崔孝轼等认为东亚局势危机和本国国土安全是明军参战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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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究竟是什么因素直接促成明廷派出大军?韩国学者多强调朝鲜使臣的个人作用,尤其认为是郑崑寿与明朝兵部尚书石星的特殊关系起到关键作用⑤;国内学界亦高度看重郑崑寿请兵的作用。

  然而梳理、对比中韩两国史料,考察当时两国关系修复的实际状态,笔者发现郑崑寿请兵活动与明廷决策出兵两条线索并不吻合,明廷出兵另有动因。同时针对如此大规模出兵和复杂的国际战争,我们有必要比较不同因素以抓住主要矛盾。本文就此加以论述,请教大方。

  自万历十五年(朝鲜宣祖二十年,公元1587年)丰臣秀吉派使初入朝鲜,到万历十八年朝鲜遣使回聘,朝鲜王朝出于将日本纳入自己华夷秩序圈的目的,初则容纳倭使,继而回聘日本,违反“臣子无外交”的宗藩关系原则,走上背明通倭的道路。明朝期间,朝鲜是如何瞒着明廷与日本通使交往?插图5

  与此同时,雄起于战国时代的丰臣秀吉有着比朝鲜更为强烈的经营秩序圈意识,不但要将朝鲜纳入藩属,甚至计划侵占大明四百余州。于是趁庚寅通信之便,丰臣氏制造使交礼仪冲突,以国书形式宣告征服计划。

  这时朝鲜又心存侥幸,自己不做认真备战,对明则瞒报、轻报倭情。直到万历十九年明廷获得日本情报对朝鲜产生怀疑,次年日本出兵攻打朝鲜并几乎占领朝鲜全境,朝鲜王廷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为此派出各路使者赴明廷辩诬释疑,修复中朝关系,以求获得大军支援。

  朝鲜是如何修复中朝关系的呢?其辩诬释疑是否真正弥平了明、鲜之间的伤痕呢?在郑崑寿出使之前,已有金应南、韩应寅等多位使者展开辩诬。按照已有研究,万历二十年五月出发的贺节使金应南顺便奏报倭情,似乎消除了明廷当时的猜疑;十月奏请使韩应寅奏报更详,说出了某些实情,获得了明廷的原谅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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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又陆续派人详报日本入犯的军情细节,感谢明朝皇帝的体谅和奖赏;最后柳梦寅以圣节使兼告急请援,郑崑寿以请兵使专门求派大军。这一切似乎显示,中朝关系顺理成章地获得完整修复。不过若细究其情,则并非如此。我们从郑崑寿的辩诬活动说起。

  万历二十年九月,郑崑寿专程到北京辩诬请兵,二十八日获得兵部尚书石星的接见。石星郑重质询:“尔国贡米于日本乎?”当时有传言:朝鲜曾向日本进贡米粮。如果此说为实,则作为明朝藩国的朝鲜很明显就有贰属倾向,违背了宗藩关系原则。

  郑崑寿回答:“日本对马岛与小邦密迩,彼或往来买卖。”由于当时明廷除了朝鲜外还有福建和琉球等多个信息渠道,像福建就有不少海商频繁接触日本,消息非常灵通和准确,而且在郑崑寿请兵之前获取了朝鲜与日本私下往来等很多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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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崑寿不敢再像前面使节那样一口撇清朝鲜与日本的关系,而是拿对马岛与釜山一带的民间贸易来搪塞。但显然其对这种民间贸易活动并非清楚了解,一个“或”字含糊其辞,毫无底气,只能让人疑信参半。

  接着,郑崑寿辩解:“小邦岂有进贡于邻国之礼乎?此乃彼贼奸巧之虚言。”这话纯粹是在讲道理:既然朝鲜是明朝的藩属,怎么会向并非宗主的邻国进贡呢?所谓“贡米”之说,不过是日本人拿朝鲜与对马岛的民间贸易做文章,达到别有用心的目的罢了。

  然而就逻辑而言,尽管日本为了扩张会有炒作“贡米”事件的可能,但这不能说明朝鲜的态度。郑氏以宗藩礼制来辩解朝鲜不会向日本进贡,然以前诸多情报恰恰揭露朝鲜屡次违反宗藩礼制与日私通,几句苍白无力的辩解怎能洗清其“背明通倭”嫌疑?由此,这次辩诬的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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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石星顺口说了句“我亦知其(指日本)奸”,但其神色“似有不快”。郑崑寿心中亦认定石星对贡米一事仍有怀疑。九月三十日再度呈文于石星,痛斥倭人诬陷朝鲜贡米,以期打消石星心中的疑虑。

  至于结果如何,包括郑氏《赴京日录》在内的当时鲜、明史料未见任何记录。有意思的是,之前数使的辩诬与此场景类似。万历十九年五至八月,贺节使金应南出使北京,向明廷递交了第一份倭情报告。

  这是在丰臣秀吉以国书形式明确胁迫朝鲜归附,扬言借道朝鲜进攻明朝的情况下,朝鲜王廷感觉到巨大压力,几经廷议才决定向明朝透露消息。不过在金应南出使之际,朝鲜王廷定调为从轻奏报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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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从轻呢?一是让金以贺节使身份顺便“略具倭情”,隐瞒情报的重要程度;二是将日本国书明确宣布的侵略计划改称是从日本逃来和刷还的朝鲜被掳百姓得来的传闻,客观上降低了情报可信程度。这是一份怎样的报告可想而知。

  非但如此,在金出发时备边司密戒:“行到辽东地界则刺探消息,皇朝若专无听知,则便宜停止咨文,切勿宣泄。”如果明廷一概不知,朝鲜王廷打算继续隐瞒下去。然而当时辽东已经获得朝鲜内部消息,金石山一位店主向金透露:“有朝鲜译官谓我曰:尔有三年酒五年酒,毋惜为也。不久兵且至矣,尔辈虽有好酒,谁与共饮之?”

  由此风言四起,在金出使途中“一路哗言朝鲜谋导倭人入犯”;“辽人疑朝鲜有异志”,“辽东八站民,一日无故相惊曰:有寇从朝鲜至,朝鲜王子十亭轿子到鸭(即鸭绿江),传相告语。老弱登山,数日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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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明廷接到了福建巡抚赵参鲁的奏报,附以旅日福建商人陈申与琉球中山府长史郑迥所获日本扩张计划,称丰臣秀吉即将外犯,“入北京者,令朝鲜为之向导”,而“朝鲜已造船向导助战”。金应南在山海关前惨遭明朝官吏大骂:“汝国与倭同叛,何故来耶!”

  可见陆海两个渠道大概一致的情报很可能已全部上达明廷,由此上下舆论大哗,声讨日、鲜。金应南迫不得已,递交了倭情报告。据朝鲜官方文献记载,“圣节使金应南之去也,以倭贼欲犯上国之意移咨于礼部,据漂流人来传之言为证,而通信使往来之言,初不及之也。”

  次辩诬结果则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记载:“应南以咨文至,群疑稍释矣”。“稍释”到底是怎样的程度?明朝上下还有多少人仍在怀疑?试想,朝鲜在通报倭情问题上态度模棱,报告含糊,即使金氏再加口头辩解,如何能比辽东、福建多份奏报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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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十九年九月,又有寓日华人许仪后传来一份情报,披露:“(万历十八年)五月,高丽国贡驴入京(指日本京城)。……高丽国之贡倭,从去年五月始也。……今秋七月一日,高丽国遣官入贡为质,催关白速行。九月七日文书行到,萨摩整兵两万、大将六员到高丽会齐取唐。”

  许仪后在萨摩大名身边担任亲近要职,情报渠道可靠,内容亦特别翔实,结果在明廷又掀起轩然大波。十月,朝鲜王廷只得任韩应寅为奏请使,专门赴北京陈奏倭情和辩诬。

  这份报告近两千字,在情报来源上除了刷还人说之外,还加述僧俗倭人、对马岛信使等所送情报;在事情缘由上撇清自己,声称日本因怨恨嘉靖年间明廷拒绝与其贸易才发兵,主攻对象就是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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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汇报许多细节,一则描述日本曾分别诱胁朝鲜和琉球,二则把日本出兵时间具体到壬辰年(亦即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三月,三则透露朝鲜出于民生需要有时会派人去日本刷还被掳人和逃民,四则细述对马岛主从中游走,助纣为虐。

  不过重点还是表忠喊冤,声称“自臣祖先有国,世笃忠顺敬畏,不负列圣奖与‘礼义之邦’之称,不敢至于臣身而失坠”;“不图倭贼以臣亦传海而国,认为等夷,不复知人兽异心,顺逆殊性,乃以向导之名归之,言亦丑辱”。

  朝鲜这次“暴白曲折”尽管很有迷惑性,但最终“不能悉陈通使答问之事,犹畏讳也”。那么其效果,我们从此后明廷仍然猜疑不断、朝鲜不得不继续辩诬的事态就可以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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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理朝鲜在通倭问题上的先后辩诬活动,我们发现朝鲜自始至终都没有坦白其背明通倭的私情,只是在遭受日本侵略将要亡国的危急情况下不得不向明朝靠拢,然因其内心之鬼是一种无形的隔阂,主观上就缺乏诚意与明朝达成信任。

  同时看其客观情形,明廷毕竟从颇多渠道获得了“朝鲜通倭”的消息,由此而衍生的各种疑云纷纭而持久。直到壬辰战争后期,丁应泰还怀疑朝鲜“甘心为倭”、“谓诈谓险”;而朝鲜王廷又陆续派出李廷龟等乃至国王自己亦参与了辩诬活动,而其效果总是不如宗系之辩等活动能有个明确的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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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亦可推论,如果中朝关系早已恢复到相互信任的地步,那么为什么朝鲜君臣还要持续不断地为“通倭”之事反复辩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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