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8年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何还能苦撑150年?

  安史之乱后,大唐盛世一去不返。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此时的大唐,可谓患上了一身的“不治之症”。

  然而,带着这些“不治之症”,大唐却依然延续了150多年的国祚,甚至中间几度“中兴”。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病化小:变得不致命的顽疾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了大唐的一大顽疾,终唐一世,这个疾病都没有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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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藩镇割据,已变得“不致命”了。

  777年五月,唐代宗下诏:各节帅不得署摄支郡刺史。

  这道诏书意味着:藩镇节度使不能再擅自安排幕僚和州县长官。藩镇在政治、经济上,需依赖朝廷。

  对于中原、西北、江淮等原本就拥护大唐的藩镇来说,这道诏书意味着藩镇实际上不再是“独立王国”。

  因此,即便这些地方的藩镇曾有过动乱,但因缺乏社会基础,动乱时间都比较短暂,总体上忠于朝廷。

  当然,对河朔地区的藩镇来说,这道诏书就形同空文了。

  河朔地区的藩镇,本为安史叛军余部,早已自立一方。他们仍然可以任命自己的亲信充当地方长官,严格控制地方的方方面面,赋税不入朝廷,且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是实际上的独立王国。

  因此,大唐藩镇虽多,但称得上“藩镇割据”的,其实主要也就是河朔藩镇。

  大唐多次对河朔藩镇用兵,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始终无法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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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即便如此,之所以说是“割据”,也就意味着他们对大唐的统治无法形成实质威胁了。

  当初,王忠嗣、安禄山、哥舒翰,都曾一人节制数镇,一人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几占天下三分之一!

  而今,这些割据的藩镇皆只占一镇之地!虽然在面对大唐的讨伐时他们往往会联合起来,但只要大唐“不惹”他们,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斗反而更多!

  因此,藩镇割据,虽确实是大唐的“不治之症”,但至少在黄巢起义之前,已不致命了。

  重建靠得住的“中央军”:宦官专权的“好处”

  当然,如果朝廷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那么,即便藩镇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外敌也会摧毁大唐。

  763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尚未完全结束时,吐蕃就利用大唐禁军羸弱的时机,攻破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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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没有强大的禁军护卫天子是不行的。

  正好,安史之乱时,大唐西北的许多土地丢失了。前来勤王的“神策军”的故土也丢失了。

  因此,大唐将神策军归入禁中,以为中央军的核心。

  此后,为了防止宦官长期把持神策军,朝廷任命文武官吏统领神策军。

  然而,783年,泾源之乱,大唐的禁军又一哄而散,看着天子再次出逃!

  朝廷认为:在动乱中,文武大臣的立场是不坚定的。因为他们随时可能变成“新朝功臣”。

  相比之下,宦官是最靠谱的。

  因此,以宦官掌左右神策军,大唐重建了禁军体系。

  这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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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宦官掌握禁军军权,就拥有了专权的军事基础,一言不合,甚至可以擅杀天子、废立天子。

  但另一方面,宦官的权位,是完全与皇权绑定在一起的。因此,宦官虽反对某一位大唐天子,但却是要坚决守护大唐王朝的。

  自此之后,很长时间,大唐禁军再没有出过大乱子。

  如此,大唐天子的日子过得是如履薄冰,但大唐王朝反倒是稳定了下来。

  吵吵闹闹的稳定器:朋党

  朋党之争,则是大唐后期的第三个顽疾。

  唐文宗曾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认为这些吵吵闹闹的家伙比河朔藩镇还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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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是读书人,哪有什么道理争几十年还争不出,最后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呢?

  道理这么难讲通,自然就不是道理本身的问题了。而是道理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问题。

  牛、李二党,本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李党世代公卿,既主张以贵族长期把持显要,并要坚决打击藩镇势力!

  牛党多是各地科举出身,既主张重用科举士人,又反对过度打击藩镇!

  两派各代表各自利益,相争百年,吵吵闹闹,你死我活,使外朝分裂。

  然而,其实,这样的争斗,不过是当时各派矛盾在外朝的反映而已!

  在朋党争执之下,各利益团体,均能在朝廷上发出声来!

  宦官与藩镇的矛盾,宦官与宦官的矛盾,藩镇与藩镇的矛盾,世家大族与科举之士的矛盾···各类矛盾,都在朝堂上找到发声的寄托,都能基本通过朋党之争将其诉求“上达天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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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朝堂成为稳定器,他部分地取代了真实的战场,成为各利益团体角力的舞台。

  后来,朱温一举屠杀百官,倒是永远结束了大唐的朋党之争。然而···大唐也要完蛋了。

  有钱

  当然,大唐要想长期稳定,还需要钱!

  没有钱,你拿什么招兵养兵?没有钱,你拿什么来驱使藩镇的骄兵悍将?

  所以,唐朝中期,代宗、德宗,都早早想方设法扩大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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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宗时期,启用刘宴搞经济。

  刘宴以其创造性的天赋疏通漕运,使运河运力大增,江淮粮食源源不断运至长安。

  刘宴又行盐政改革,使盐税迅速增加,盐税的比重达到财政收入的一半,大大改善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德宗时期,启用杨炎改革,推行“两税法”,扩大征税面,使财政收入进一步增加。

  有了钱,不但能安定局面,还能讨伐不服的藩镇。

  由此,朝廷有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基础。

  统治集团素质

  自玄宗以后,除宪宗、宣宗等少数几个“中兴之主”外,大多数唐天子得到的评价都不算很高。

  然而,事实上,大多数时期,大唐的统治集团素质都不错。

  代宗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但其实,其对内姑息,对外却强硬。他重新建对吐蕃的防御体系,并接连取得对吐蕃的胜利,缓解了吐蕃的威胁;同时,他在经济上推行养民为先的经济政策,使大唐从安史之乱的混乱中挺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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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宗削藩失败,几乎变成笑话。然而,其任内采纳李泌的离间之法,离间吐蕃、南诏等部关系,赢得对外战争主动,对吐蕃作战接连取胜,算是基本安定了西陲;同时,其不事声张,想法设法、坚持不懈地存钱,为后代削藩创造条件!

  大唐二十帝,大约只有穆宗、懿宗、僖宗三位天子确实比较差劲。而且,即便是这三位爷,其实主要也就是贪玩不理政,也没有劳民伤财,也不是折腾得特别厉害。

  总的来说,唐中后期的统治集团,没有彻底解决顽疾的能力,但多能对面临的问题有基本正确的认识,学会了与这些顽疾共生。

  其间,李泌、刘宴、杨炎、裴度、李绛等贤臣辅佐于内;李晟、李朔、马燧等名将效力于外,足以支撑。

  大唐后期,毛病很多,而且一个个都是难以治疗的顽疾。

  然而,这些顽疾,多“相生相克”,反倒不会要命。

  藩镇割据虽使大唐难以再回盛世,但也不足以从根本上威胁大唐的统治。

  宦官专权虽使大唐天子屈辱难忍,但也能确保大唐王朝掌握足以压制藩镇的军事力量,不至江山易姓。

  朋党之争虽使朝堂乌烟瘴气,但也确保了各种利益团体都能在朝廷有人“代言”,使各类矛盾不至上升到“武装斗争”。

  这种情况下,利用江淮财赋,大唐实际上足以长时间稳定运转。

  甚至于,在天子比较强势时,大唐反而能够不时来一个“中兴”了。

  不论是一个封建王朝,还是一个人的身体,都有其自然规律。

  到了一定的年龄,问题可能自然就多了起来。

  学会正确看待这些毛病,不但能长期控制住这些毛病,还可能老当益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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