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十国钱币的铸造与流通

  隋朝一统长久以来南北分裂的中国,北讨突厥,南征林邑,扬威国外,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状态。隋文帝统一中原后,废除北周六官制度,重视农业,重建强大的统一王朝。

  唐朝前期,巩固统一,政局稳定,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鼎盛局面。

  隋唐五代十国钱币的铸造与流通插图1

  据史书记载,隋初时期货币极为混乱,前朝钱币均能使用。如北齐的“常平五铢”、北周的“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南朝的陈“五铢”“太货六铢”、刘宋的“鹅眼钱”、萧梁的“剪边钱”等都在使用。由于这些钱币大小轻重不一,使用不便,为满足商品交换需要,隋文帝下令整顿货币,改铸统一标准的“五铢”钱。隋五铢共有两种:一种是“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另一种是“五铢白钱”。“开皇五铢”铸造于“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年),每千钱重约四两二斤。“开皇五铢”大钱尺寸为2.5厘米,重3克-3.4克,小钱直径为2.3厘米,重2.25克-2.3克。“五铢”两字为篆文,横读,“五”字交笔斜直(也有稍弯曲的),穿孔右边铸有一坚线。背面皆有廓,边廓且较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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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铢白钱”铸造于隋炀帝“杨广”大业年间(605-616年)。因铸币原料含锡、铅等金属,使得钱色发白,故称“白钱”。隋五铢的“五”字左边大多有一竖线,旋转过来看像“凶”字,于是人们借机发泄说:“此钱为凶钱,杨广凶多吉少,注定没有好下场”。所以,历朝历代在钱币铸造上,始终未能摆脱封建迷信色彩。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对外贸易密切。因此,唐朝是铸造货币最规整,铸量较多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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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书记载,唐朝和东南亚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随着商业往来,唐朝时期的财物、钱币一批又一批地通过海运和陆运,流通到东南亚各国。据史书记载,林邑(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堕婆登(今印尼)、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骠国(今缅甸)经常派遣使者到我国唐朝。今天出土的文物中,珍珠、象牙多是来自海外,西吉县出土的窖藏钱币中夹杂的铜锭钱可以证实。唐朝时期,在今广州设有市舶司(海关),专管对外贸易,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只要不违反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中国装有商品、食物及钱币的船只,往返于南海、波斯湾一带。唐朝钱币,随着对外贸易,商人、航海人员在购买生活必需品时,时常流散于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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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唐朝货币曾流通到我国北方的突厥国及铁勒、回鹘、拔野古、葛逻禄等部落联盟国。据史书记载,唐朝货币流通到这些地方的原因,一是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突厥王“始毕可汗”接收了大量来自隋朝的避难者,因他们带着财物逃到突厥协助突厥王攻打契丹、吐谷浑。二是622年,唐高祖“李渊”当政期间,派遣使者前往突厥示好,每年可向突厥赠送大批财物。此外,唐太宗当政期间,与突厥王“颉利可汗”联盟,在往来的大批财物、钱币中随之赠送流出。三是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的财物、钱币等随着与突厥人的往来而大量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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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时期,东北方的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也有唐朝的货币流入。据史书记载,唐朝货币流通到这些地方的原因,一是666年唐高宗“李治”乾封元年,高丽国发生内乱,唐高宗应邀出兵援助,军队带有人马、粮草、钱币等物到达高丽国。二是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唐朝派人携带粮草、钱币到达百济国。三是新罗国和唐朝关系友好,735-823年间,新罗商人常运送奴婢到中国,因此换走不少财物。四是日本自隋唐以来,一直和唐朝有通商往来,隋开皇“杨坚”二十年(581年),日本曾多次派谴使者来华,每次往返都会带走一些财物。唐朝期间,日本模仿了大量中国文化,并派出留学生、僧人到唐朝学习汉文化,并把佛教移植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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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期间,从我国长安的安远门,西行上垅坂,路经现在的固原、西吉,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 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这是当时沟通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我国和中西亚商人,携带钱币往返于丝绸之路的同时,也给西吉这片热土留下了历史的烙印。如西吉县钱币博物馆收藏的波斯银币,直径为3.3厘米,重3.1克。沙特第十五代国王“萨珊”所铸钱币“安息王朝”铅币,直径3.6厘米,重3.5克。1999年,西吉县马莲乡巴都沟村,出土了罗马金币一枚,直径3.1厘米,厚0.2厘米,重3.7克,经证实该金币是唐代期间传入原州(今西吉县)的东罗马帝国货币。该金币为圆形片状,正面为头戴王冠的半身像,边缘处有铭文“CATEI”,背面为带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女神右手持长柄勾状器,左手持一上立十字架的球体,左边缘处有铭文“VCCCZ”。由此可知,1995年在西吉县马莲乡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同为丝绸之路遗物,由此可知,唐朝时期西吉县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西通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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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于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开元钱,中国历史上以“铢”“两”为钱名的货币制度从此结束。唐铸造“通宝”“元宝”相称的钱币,取名为“开元通宝”,也有读“开通元宝”的。“通宝”指通行的货币。“元宝”指元年或元年开始的货币。开元通宝中的右挑“元”,是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所书,有八分及篆隶三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钱币上书写钱文的书法家。“开元通宝”笔力苍劲,意态精密,端庄俊雅,凝重雄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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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通宝”重两铢,十钱为一两,千钱重六斤四两。因度量衡不统一,唐代期间的一斤要比西汉期间的重一倍多,因此开元通宝比西汉五铢钱略重。唐以前,二十四铢为一两,是二十四进位法,唐以后改用两、钱、分、厘十进位法,其中一钱为3.73克,即一枚钱的重量,十钱等于一两。开元通宝成为以后一千多年的铜钱楷模,明清两朝均采用其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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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吉县出土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质地有银、铜、铅等币材,形制有大、中、小不等,外加民间私铸,各版式钱币多达百种。据《古钱保养》记载,当时规定铜钱的成分是铜83.32%,白蜡14.56%,黑铅2.12%。因此,一些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铅墨感很重,是因为含铅多的缘故。唐初所铸钱币,内外廓整齐,背面平坦光洁,不仅方便使用,而且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唐代诗人“杜甫”云“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意指“乾元重宝”背重轮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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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开元钱,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钱背星纹分穿上星纹、穿下星纹,月纹上弯叫仰月,下弯叫俯月,穿旁侧立称侧月。这种钱币无论史书如何记载,都会给人留下遐想。孙仲汇在《古钱》中记载,唐高祖李渊时,初进呈开元钱蜡样时,文德皇后不留意掐有一个指甲痕,工匠认为是圣上的旨意,就依样鼓铸了。更为荒谬的是,人们认为是明皇宠妃“杨玉环”的指甲痕。实际上开元钱背面的月痕位置不定,形态多异,说是指甲痕纯属无稽之谈,正确地说是窑炉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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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通宝”背云纹是“祥云”,代表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开元通宝中的“元”字有左挑、右挑、双挑、不挑之分。最初铸造的开元钱元字不挑,武德年铸元字左挑,贞观年及以后所铸元字右挑。双挑元数量极少,应是高宗时期发生大事件后,所铸的纪念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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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吉县出土的“开元通宝”币材有多种,除青铜外、还有白铜、银、含金开元等,其中白铜质地最多。1998年3月西吉县硝河乡(俗称硝河城)出土的唐代土坑埋藏钱币“开元通宝”,约136公斤,共30021枚,这些钱币集结了唐代开元钱之大全,其中一枚银质“开元通宝”,尺寸为直径1.9厘米,厚0.1厘米,内径0.49厘米。银开元和其他开元一样,只是钱径略小,字体苍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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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考证,唐代铸造的银质开元通宝,并不是流通货币,主要用于赏赐、馈赠,此外也用作祭礼等。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高宗武德初年,开元通宝钱所铸不多。因流通钱币不足,唐太宗贞观初年仍用布帛交易。这种交易方式,朝廷担心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市场钱币运行十分谨慎。在朝廷不增加发行货布的情况下,反而鼓励以物易物,以此来疏导通货回流。据史书记载,在当时一斗米只需三至五文钱,民间百姓零用时大有不便,布帛又不灵活,以至于,民间私铸钱逐渐兴起。据史书记载,两三枚私铸钱可抵官钱一枚,私铸钱虽然不统一,但可与官钱共同使用,是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高宗时期,通货膨胀的利益多为私铸者所得,因此朝廷经济受创,不久后便以五比一的比率用官钱换私钱。乾封元年(666年),朝廷发行“乾封泉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由此来刺激物价,使私钱失去流通性。虽然西吉县多次出土过唐代窖藏钱,但“乾封泉宝”只发现过一枚,直径为2.7厘米,隶楷,旋读,光背,其铸工精良,字体规整,铜质泛白。这枚“乾封泉宝”被定为六级。经考证,该钱币铸量少,存世时间短,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在我国钱币史上,用“泉宝”作钱文的很少见。因币形较大,使用不便等原因,唐玄宗整顿私钱,鼓励生产,扶持商业,而后开始铸造开元小平钱。为保障官钱的流通性,只要新钱质量不达标,将会回收重铸。在不断增加铸造量的同时,挤兑私钱,因此才使得新钱顺利发行。今天见到的开元背星月纹钱,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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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至衰的重要转折点。安禄山与史思明,曾发行过“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这两种短命钱,是一段历史的见证。1989年西吉县硝河城,出土了一枚“得壹元宝”。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得壹元宝”是史思明占领东都时所铸,该币直径为3.9厘米,币值为一当开元通宝之百。史思明铸造“得壹”钱并非草率从事,而是袭司马炎之典故,希望自己成为改朝换代的开国者。虽然“得壹元宝”铸量不多,而后又经朝廷回收改铸,但现今仍然可见。这一“王朝”存世不到十年,之后“安史之乱”便被平息。“得壹天宝”“顺天天宝”这两种伪权钱,在短暂的时间里便退出了历史舞台,最终成为历史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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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朝廷铸行“乾元重宝”,直径一寸,每贯重十斤,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1998年西吉县硝河城,出土有130多公斤古钱币,其中一枚“大历元宝”在西吉县是第一次出土,钱体薄小,字体暗晦,铜质不精,直径为2厘米,是代宗时期所铸。另一枚“建中通宝”,直径为2.1厘米,文体欠佳,铸工粗糙,是德宗时期所铸。另有10多公斤“乾元重宝”,直径为2.8厘米,重6克,钱文为隶书,顺读,字体厚重,有光背及背下俯月、穿上与穿下星文,种类繁杂。“乾元重宝”重轮钱,是乾元二年(759年)所铸行,钱背外廓双层,故称“重轮钱”,币值为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据“丁福保”所著的《古钱大词典》记载,重轮钱钱径一寸二分,每贯重十二斤,钱文隶书,顺读。“乾元重宝”发行后逐渐贬值,两年后币值改为以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小平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而后改与“乾元重宝”重轮大钱以一当三,最后以一比一的币值流通使用。在持续贬值的情况下,物价飞涨,一斗米曾涨至七千文,民间处处可见饿死之人。西吉县钱币博物馆收藏的重轮重宝,重约16克,与四枚初唐时期的开元通宝重量接近。据史书记载,民间熔小钱、毁佛像,私铸乾元大钱,以牟厚利。目前,背带炉别标记的钱币,价格不菲。西吉县有出土重量不足1克的“乾元重宝”,“施嘉干”所著《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中记载,不足1克的“乾元重宝”属私铸钱币。直到至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才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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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吉县多次出土有记值、记地的“会昌开元”。德宗为恢复经济,减钱监,停铸钱,出现通货不足,物价无力,钱币购买力高,此后各帝谨守此法,不敢逾越,至唐武宗继位后毁佛像、钟及铜器用于铸钱,所铸钱币背有铸币地名的开元通宝,史称“会昌开元”。

  东汉初始,佛教传入中国后被民间百姓接受,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漫长岁月的传播,直到唐代兴盛。据《中国通史》记载,在当时寺院林立,民间以当尼姑、和尚为荣,就连皇帝每个月都要过几天寺庙生活,从而得到佛祖的超度。据史书记载,唐朝时期寺庙规模宏大,铜像多,耗资巨大,全国佛像用铜可达十万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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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西吉县将台乡牟荣村,一次出土唐代鎏金佛像60尊。兴坪乡,一次出土鎏金佛像100多尊。在出土的佛像周围,有“会昌开元”钱币,说明内地与蕃地经济往来十分频繁,路经此地上香进贡的人们,也给这里留下了丰富的钱币遗产。

  西吉县硝河城,出土的130多公斤窖藏钱币中,大多为会昌开元,地点正是一所古寺院遗址。

  据史书记载,李炎自幼不信佛,曾有曰“穷吾天下,佛也”。他认为当朝缺钱财,是信佛所致。会昌五年(845年),宰相“李德裕”奏请朝廷废寺庙铜像就地铸钱,其间,西京(长安)留寺庙四座,东京两座,其他各地一律拆毁,和尚、尼姑遣回原籍从事生产。寺院佛像,僧尼钵盂及钟磬,统统熔毁铸钱。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扬州节度使“李坤”率先铸造背“昌”(铸币地名)开元通宝钱上呈朝廷,而后朝廷下令各地仿铸,并且钱背需铸有各州地名以便区分,故称“会昌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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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昌开元已发现有23种背文,即“昌、京、洛、益、蓝、襄、荆、越、宣、洪、潭、兖、润、鄂、平、梓、兴、梁、广、福、桂、丹、永”。其中“平、桂、丹、福”较为少见,“永”字极为罕见。会昌开元铸造地较广,但西吉县出土种类较为齐全,除“平、永”未见到,其他各品都有,包括罕见品“京”也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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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考证,西吉县出土的“会昌开元”白铜钱是样币,但和含铅、锡的钱应有区分,不能混为一谈。流通长达300多年的“开元通宝”,数量大,版别多,大多数为小平钱,大钱较为罕见。

  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把一个封建王朝推向四分五裂、动荡不安,中国北方出现了五个小朝廷,史称“五代”,南方出现了十个小国,史称“十国”。

  唐朝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学技术,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样,唐朝“开元通宝”的发行,在我国货币史上也是最成功的币种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1988年,西吉县硝河城出土有一枚 “天成元宝”,这枚钱币是一村民在山头犁地时,犁出了一个碗,下面扣有7枚钱币,其中5枚为唐“开元通宝”,1枚北周布泉,1枚“天成元宝”。“天成元宝”直径为2.3厘米,内穿0.62厘米,厚0.19厘米,旋读,钱文隶书,书法凝重深厚,疑似刀刻,轮廓阔壮,铜质精良,与开元钱铜质一样。经考证,“天成元宝”是后唐庄宗时期,因兵事渐少,商业略盛,钱币流通不足,于天成年间(926-929年)所铸。这也是西吉县发现五代时期较为珍贵的一枚钱币。

  另外,“汉元通宝”“周元通宝”西吉县也有多次出土,这两种钱币大小、铜质和“开元通宝”一致。“汉元通宝”铸行不足四年,直径为2.3厘米,钱文隶书,书法似开元钱。“周元通宝”为“周世宗”所铸,书法、铜质、铸工精妙绝伦。据史书记载“周元通宝”五代时期铸量最大,始铸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形制似“开元通宝”,背上有星、月纹。由于战乱,铜材不足,周世宗“柴荣”下令裁并寺院,毁铜佛像铸钱。因“周元通宝”大多是用佛像所铸,后世加以炒作,因此编出不少故事。如周亮工《书影》中记载,妇人手握此钱,可治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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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有一些人认为那些自身难保的铜佛像铸造的钱币能消灾解难。

  2004年11月,西吉县马莲乡马其沟村,一村民犁地时犁出13枚用绳子穿在一起的“乾享重宝”铅钱,出土时还粘在一起。钱直径为2.1厘米,内穿0.57厘米,重2.93克。土坑直径30厘米,深40厘米,由于平田整地,基本取自地表。经考证,广州节度使“刘隐”死后,其弟“刘”接任其官位与军职,贞明三年(917年)刘称帝为“大越皇帝”,改元乾享,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后铸“乾享重宝”铅钱,铜钱极为罕见。“乾享重宝”铅钱铸工粗糙,出土锈色呈黄褐色,浮色泛白,不易脱落。这种钱币在西吉县很少有出土。“唐国通宝”西吉县出土较多,书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篆书,另一种是隶书。该币铸工精良,具有“开元通宝”铸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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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唐是十国之首,领土广阔,物产丰富,其他各国望尘莫及。据史书记载,“李异”是南唐创建者,战乱时为“杨行密”收养,后成为丞相“徐温”养子,改名为“徐知诰”,是南朝李氏后裔。徐温死后,知诰专吴政。吴天佑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十月,徐知诰于金陵(今南京)称帝,建元异元,国号大齐。称帝三年后恢复李姓,改国号大唐,史称“南唐”。据考证“唐国通宝”是李异之子“李璟”所铸。唐国通宝铸于李璟交泰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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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南唐书》记载,李璟继承了李异打下的江山,但荒于治理。当时南唐需要一位富有阅历、能审时度势、有军事才能的皇帝,但他做不到。李璟发动了对闽国的战争,讨伐过湖南的楚国,但因措施不当,没得到好处,反而劳民伤财,致使国力日渐衰弱。这时北方的后周,在柴荣的领导下日渐强大,南唐在与后周的较量中,屡战屡败,不得不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赔款,向后周臣服,并废除了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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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国通宝”是在战争时期,需要经费及战败赔款的背景下铸造的。“唐国通宝”版本较多,仅钱文书体就有篆、真、隶三种,西吉县出土的版式有两种,但大型钱未曾见到。据史书记载,大字、细缘小平钱最为少见。篆书“国”字呈方形的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唐”字篆法独特,笔法秀丽,与普通品迥异,是“唐国通宝”钱中的佼佼者,也较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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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十国时期(907-979年),北方战争频繁,农业和商业受阻,生产力下降,人民生活贫苦,外加连年自然灾害,与南北经济有了很大差距。当时的南方,经济一直在缓慢上升,形成了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前、后蜀是农业、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区域。据史书记载,蜀穰穰满家,武器、钱粮、金银数以万计;吴、南唐重视农桑,境内出现了较为繁荣的景象;吴越农业发达,兴修水利尤为积极;楚主要靠卖茶和通商,在一些州县设有图务(商店),且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衣料及战马;闽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奖励通商,民众得到了30年的休整。西吉县火石寨乡,出土的吴、后赵所铸钱币“丰货”“大泉当千”“大泉五百”,铸工精良,薄厚适宜,字体圆润丰满,布局合理,边廓内穿,打磨光洁。

  由于这一时期严格的货币制度,才使得铸造了如此规整的钱币。所以,这一时期的钱币深受广大爱好者青睐。十六国时期(304年-439年),虽说国力不景,但仍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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