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从袁崇焕到皇太极,谈明朝末年关宁锦防线最终失效的原因?

  关宁锦防线是明朝末年为抵御后金(清)所构筑的自山海关经宁远至锦州之防线,其中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先锋。

  其间筑有多个堡台作为联防据点,分南北两段。

  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于宁远之战前,开始着力构筑关宁锦防线,后明军凭之于宁锦之战中,使皇太极无功而返。

  但在松锦之战后,防线土崩瓦解。

  关于其瓦解之原因,前人多从战争史实而言,而其他内外因素似乎极少入进研究之视界。

  然而一物之成、一事之败,若仅仅纠结于一处而观,则大体几近偏执。

  故而从其大时代而观,究其内外原因,似乎对于这一事件而言,方才为公允之历史处理。

  故关于关宁锦防线最终颓势之因,则窃有数条思议。

  一:主帅激进漫言

  不得不承认,防线于初时在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之领导下,建设的有条不紊,中心思想亦在于徐图以进之,凭此推动着防线之发展。

  然而自孙承宗被攻讦辞官,袁崇焕不为阉党所喜而自罢,防线之建设在其后便经历了波折。

  在崇祯帝即位之后,对于之前掌权的阉党做了整治,因此在用人方面亦有更新之势。

  在关外局势如此紧张之时,便把原来主事关宁锦防线修筑的人员之一,也就是袁崇焕重新召还回朝,继续将防线之修筑及巩固进行下去。

  于是崇祯帝便召见袁崇焕,史称“平台召对”。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袁崇焕入京朝见崇祯帝,崇祯帝在紫禁城平台召见其同李标等人,在此向袁崇焕咨询平辽之方略。

  袁崇焕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袁崇焕在这里向崇祯帝许诺,已经有平辽方略,而且如果他给以照顾,大概五年就能够收复全辽领土,崇祯帝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然而其中也有一则轶闻,其间休息少顷,给事中许誉卿向袁崇焕询问五年之略的具体内容:

  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 按期责效,奈何?”

  也就是说,之前袁崇焕之所讲只是对崇祯帝的安抚,于是他察觉自己刚刚所言并不极妥当,便在崇祯帝重新回到平台之后,又对崇祯帝说:

  “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

  袁崇焕可谓为自己开出宽裕之条件,即五年内户部、工部、吏部、兵部都要予以配合,才能使得五年方略具体实施,崇祯帝对此予以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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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亦算是对于自己漫言海口之补足,自己并非专能不需辅弼。

  崇祯帝为了消除袁崇焕疑虑,便又赐予他尚方宝剑,以示对其重视,再加上之前对于袁崇焕求四部配合请示之首肯,亦算非常时期倾尽全力之支持。

  同时袁崇焕亦对崇祯帝进言,力禀希望崇祯帝不要听信谗言,能够对他信任。

  此“五年平辽”之进策,历来在史学界都有争论。

  有人说袁崇焕乃经深思熟虑,对于辽东局势进行正确判断后,在关宁锦防线顺利防卫之情况下,方才将五年作为手到擒来之目标。

  然而亦有人将“五年平辽”之策看做袁崇焕之个人夸大以及激进的政策,覆水难收,也间接导致其数年后惨死于凌迟极刑下之结局。

  事实上,袁崇焕确实在辽事上曾经取得过两次大捷, 一则是宁远大捷,二则是宁锦大捷,正是这两次大战的胜利,使得袁崇焕对于关外局势抱有乐观之情绪。

  同时,正如上文所言,袁崇焕自己亦认为,五年之说是出于对崇祯帝之安抚,因此才“口出狂言”。

  在崇祯帝刚刚即位,想要有所作为的时候,给他打下了一针“麻醉剂”抑或“安定剂”。

  若之后有所成就,则相安无事,若今后局势有变,恐怕袁崇焕之信誉,不管是于皇帝而言,或是对于朝中大臣,甚至是对百姓而言,都会大打折扣。

  后来所发生之事也印证了这点。

  比如己巳之变,便使得袁崇焕措手不及,他也殒命当时。

  如此“漫对”,不仅仅是袁崇焕或是崇祯帝个人受损,整个关宁锦防线,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运命都有所波及。

  关宁锦防线之瓦解,大概可以将此次提出“五年方略”、激进漫言之“平台召对”看作是潜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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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将帅失和,同室操戈

  同室操戈,即是指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事,其实是明朝内部官员之斗争。

  需要注意的是,毛文龙坐镇东江,其实是对后金有着极其重要的牵制作用。

  东江皮岛可谓海上的战略要地,在后金大后方随时可以直插一刀,打乱其计划,因此东江镇在后金统治者眼里,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己巳之变如果深究其原因,似乎也与袁擅杀毛,从而使得其后方安心有关,因而肆无忌惮,无后顾之忧。

  袁崇焕作为统领一区之长官,在此因为要统一权力,而将镇守一方之帅官擅自杀害,实在是有些不理智,有失战略眼光。

  在这里也掩藏着关宁锦防线溃败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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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廷政治腐败与农民起义

  政治腐败与农民起义,从来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关键一体两面。

  明朝后期,便也进入了这个怪圈。

  明末贪污腐化成风,腐败之政,自然会有赋税之增,有所谓“三饷”之说,即辽饷、练饷、剿饷。

  辽饷是因为要对关外用兵,所以要对农民每亩田地多增收赋税一分二厘。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万历年间,由于要对关外用兵,故而在对农民的收税中,每亩多增收九厘银,共有五百余万两。

  崇祯年间,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每亩加征三厘银。

  练饷,则是在崇祯十二年,继续加派之赋银,大约七百三十万两。

  剿饷,则是在崇祯十年增派之税赋,按所有的田地数量,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一共增加二百八十余万两。

  同时,明朝宗室子弟日常所需供米以及居住土地,亦大多通过征赋获得,以至于明朝后期人数繁衍众多,政府无力负担。

  这些重赋成为人民生活的巨大负担。

  于是,许多被压迫的农民们纷纷起义,来反抗明王朝的统治,其中就包括了后来对明朝覆灭出力尤多之李自成、张献忠。

  现在回看当时之局势,辽事在东,农民起义在西,可谓两头牵制。

  朝廷根本无法专心先应付一边,再处理另一处。

  而明廷选择双管齐下的结果就是,效果不甚佳好,则是事倍功半,要付出比从前更多的努力与代价。

  这便是在朝廷腐败之缘由下所产生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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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后金(清)征服朝鲜

  从后金(清)之角度而言,其旁支军事行动对于关宁锦防线之溃败亦有极大影响。

  对朝鲜用兵并征服之便是其中之一项行动。

  而后金对于朝鲜用兵,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

  在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城失败之后,率残部退回沈阳,半年后崩。

  这时,皇太极秉承遗命,继承汗位,是为天聪汗。是时,后金新败,而且新汗即位,势力尚不稳定。

  当时大汗皇太极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一并处理政事,而在皇太极继位之前,其四人曾并称“四大贝勒”。

  皇太极为了振作国事,意图外攻,以胜利来激昂士气。

  然而对阵宁锦亦有前车之鉴,使得他不敢轻易再向防线进攻,于是他调转枪头,打算先攻取山东地区,而出兵朝鲜,是为了先解决后顾之忧,则必须先征朝鲜。

  于是在天聪元年(1627年),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人带兵征讨朝鲜。

  朝鲜不敌清军无奈妥协,双方宰白马黑牛歃血为誓,约定两国需遵守约誓,不得违背,从此以后结为兄弟之国。

  这便是第一次征朝鲜。

  第二次征朝鲜,是在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眼看势力做大,便有登基称帝之念想。

  于是在当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

  以后,他要求朝鲜改兄弟之礼节,而以君臣之礼相待,朝鲜国君臣予以拒绝。

  于是当年十二月初一,皇太极率领十万余军队从盛京出发。

  为了防止朝鲜王再次奔逃江华岛,皇太极先派遣一支军队,约三百人,伪装作商贾,奔赴朝鲜京城。

  后金大军可谓长驱直入,直至朝鲜国腹地,并于二月十四日围困了朝鲜之京城。

  朝鲜王惊恐十分,逃至南山汉城,于是皇太极亦率兵赴之。

  双方对峙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二,后皇太极派遣使者,劝服朝鲜投降,并陈明利害,现在形势对朝鲜极其不利。

  同时也开出了投降条件,诸如行君臣之礼,去明朝年号、互通互商、派遣质子等,朝鲜无可奈何,只得同意。

  至此,朝鲜已成大清之属国。

  经过这两次征朝鲜,其实解决了后金(清)对于明朝作战、对防线作战的后顾之忧,朝鲜已成安心之属。

  这对于明清关外战争来说,可谓是一个重量级事 件,号称“小中华”的朝鲜既已归属后金(清),那么可想见关外之命运、明朝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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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后金(清)招抚蒙古

  蒙古地区作为明末中间力量,亦为明后金(清)两朝所拉拢,若被后金(清)收服,则突破关宁锦防线进入关内,就不是其唯一之选择。

  明末之时,蒙古地区其实分为三个大部,而其中之分别,则是以大漠为界,为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

  而漠南蒙古则是在明朝与后金之间,起到了一个衔接的作用,于是这里的战略地位便显得十分重要。

  诚如上言,作为天平上的砝码,偏向何处,便可增加很大胜利几率。

  此处势力亦是犬牙交错,部族众多,有鄂尔多斯、巴林、科尔沁、察哈尔等部。

  而此处最大的势力,则是察哈尔部,察哈尔部当时的大汗是林丹汗。

  对于后金而言,可谓是西边一个可怕的对手。

  明朝一直给予林丹汗以补给封赏,而林丹汗也乐于受赏,于是领命与后金争战。

  其间,林丹汗还对努尔哈赤派遣而来的使者用刑辱之。

  皇太极即位之后,也在战略上看到了漠南蒙古之重要性,于是一直在对漠南蒙古的多个部用兵。

  察哈尔部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在天聪二年(1628年)的六月西迁到现在的山西塞外处。

  而西迁之后,丧失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明朝亦不会多花费钱粮,于是对于林丹汗的招抚亦停止。

  皇太极察觉到了时机,对林丹汗发动了三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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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是在天聪二年九月初六,皇太极亲自率军西征,从沈阳出发,十月十五日回沈。

  这一次战争,其实并不只是为了征讨察哈尔部,还是对漠南蒙古其他部的臣服之行,通过这次争战,许多部归于后金治下,承认臣属于后金。

  第二次征战则是在天聪七年(1633年)四月,皇太极再次领兵出征,此次军队中,不只是八旗军,仍并有路中所会之蒙古部军。

  此次征战中,并无太多收获,然而对于林丹汗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再次被逼西迁,最后身死异乡。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二十六日,后金开始了第三次西征,这一次皇太极没有亲自领兵,而是派遣多尔衮、豪格、岳托等人出战。

  多尔衮利用部下南楮与林丹汗遗孀苏泰的姐弟关系,不费兵刃收复察哈尔部,此时林 丹汗之子额哲亦表示了臣服之意。

  于是皇太极将察哈尔部迁至义州,同时亦设机构管理之,封赏额哲为亲王并配以格格。

  至此收服了林丹汗之察哈尔部,即可意味收服漠南蒙古,盖林丹汗从前为漠南蒙古部之宗主,后金此举,可谓一举将蒙古归于自己治下。

  当时有言,“明未亡,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此后,皇太极通过对于蒙古的管理,使得后金(清)与蒙古的关系越来越近,甚至“满蒙一家”。

  其内核不外乎几点,联姻、封官、编制、攻心。

  所谓联姻即顾名思义,姻亲关系,后金(清)最高领导者的后妃之中,有许多便是来自蒙古部落,更不用说其他臣子。

  同时,对于蒙古部归服的首领们,予以封赏,大多封赏亲王,譬如上文提到的额哲,就是此例。

  所谓编制,就是将蒙古仿照满族旧制,编入旗内。

  以至于后来蒙古有蒙古八旗,而汉人亦有汉军八旗,这算是后金(清)对于异族的一种同化管理。

  最后的攻心,即是以蒙古、满洲习俗相同、语言相近为说辞,劝服蒙古各部能与满洲同心同德,共同抵御明朝之攻击。

  经过了这些举措,满蒙之间的关系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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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为皇太极日后绕道进攻关内,以及正面对攻关宁锦防线,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无需费力西顾。

  于是,后金(清)在征讨了朝鲜并使之臣服,招抚了蒙古并使之朝贡之后,便强大并发展了自身,使得进攻明朝之举并无后顾之忧。

  然而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正是后金(清)强大了,于是便有实力去臣服朝鲜、招抚蒙古。

  因为满洲人在这几十年里,虽然经历了几次大败,但是他们也并未因此而沮丧失意,而是积极努力地去找寻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充 实发展自身,他们的向外拓展无可避免。

  况且,将朝鲜、蒙古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可谓一奇招。

  从前为了抵御异族,各朝各代都会在边疆修筑长城,以保边疆之和平,防止夷狄入侵。

  而满洲人本身就是异族,因此其战略眼光自然与从前之汉人朝代不同,就其曾在未入主中原时,所主张的“满蒙一家”的思想, 便可窥一斑。

  于是在边疆战略上的眼光得当,使得后 金(清)又多了两个帮手。

  一则在大后方给予支持,一则在边境之地有可以突破的狭口,再者也为一统华夏之后的民族政策,找到了最初的源头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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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束语

  就明朝末年的局势而言,其实一切都可以在事前避免,而一切看似又不可避免。

  可以避免,则是若明朝当时对关外形式观察得当、用人得当、处理方式再经思虑,那么就不会有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人起兵作乱,以至于伤及明朝之根本。

  而说其不可避免,大概是指积怨已深,数十年、或者说百年以来的民族矛盾,在此已经积累甚深,是时候到一个井喷的爆发期。

  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可谓是应时而生,应势而起,建立独立势力,和明朝分庭抗礼,并占领在关外重要城镇。

  而此时明廷,对于关外局势似乎没有太大的紧迫感,许多将领,甚至是一区之长官、经略等官都怯于与之战斗。

  朝廷内部亦争乱,使得许多精于抗战且有思想的将领被免职,甚至身死刑场,可悲可叹。

  就在这时,孙承宗临危受命,任蓟辽督师,在这里他提拔了也算有战略眼光的袁崇焕。

  并且由孙承宗、袁崇焕等关辽将领所提出构想,并付诸实施的关宁锦防线,其实实在是收复关外失地的一种极妙的战略,不仅是在理论上有实现的可能,而且也在之后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等胜利。

  但是在之后由于朝廷上不同势力的倾轧,又使得孙、袁相继罢官,关宁锦防线之大计就此耽搁。

  此后,崇祯帝即位,至少在形式上一扫前朝之余孽,重新提拔袁崇焕,一切看来有欣欣向荣之势。

  然而袁崇焕似乎沉寂太久,在崇祯帝对他的第一次“平台召对”中,他就激进漫言,夸口“五年平辽”。

  这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他的命运,也可以想见防线最后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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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再次赴任辽东之后,只因袁崇焕意欲统一关外地域、兵力之指挥,便先斩后奏,擅杀毛文龙,实在无异于自毁长城。

  正如上文之拙见,毛文龙本来在后金的大后方,可以作为一把利剑在适当的时候直插其内部,毛文龙之存在就是后金的顾虑。

  仍有明廷一贯的腐争使得民众起义,农民战争风起云涌,形势堪忧,西有农民起义,东有辽事,明朝无法专心处理一边,两头受敌,两面受阻。

  同时,后金(清)收服朝鲜,同时招抚蒙古,东西两边都安心排布,再加上之前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之举措,使得后金(清) 南略并无太多后顾之忧。

  己巳之变,打破明军军事、心理防线,而袁崇焕亦因而身死,一众武将亦受挫,终延续不久,在松锦之战后,于人、物上都已成颓势。

  备注:本文为转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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