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吉县域出土的古钱币,浅议元朝钱币的铸行

  元朝在西吉县域遗留比较有特征的文化遗产较少,大多是不可移动文物。每年的4~9月,在田间劳作、修建房屋基地时,当地百姓所称的靴子墓(或穷人墓)时有出土,主要分布在西吉县域葫芦河沿岸的兴隆、马莲、将台、偏城、西滩、兴坪和新营等乡(镇)。

  元代钱币主要出土于一些庙址,如1999年6月将台乡羊牧隆城东侧庙址出土有21枚钱币,其中2枚蒙文大元、4枚“至大通宝”、1枚龙凤、1枚“淳化元宝”(背佛像)、3枚“祥符元宝”、10枚折二“熙宁重宝”。2001年9月硝河城南门庙址出土有蒙文大元11枚、背十“至正通宝”2枚,另有1枚直径不到1厘米的“至顺元宝”。元代钱币无论是小平还是大钱,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钱体厚重,钱文粗犷,币值越大,钱径越大,这可能和蒙古民族的个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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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通史》中记载,元代商业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中,政府垄断许多商品经营,如金、银、铜、铁、盐由政府直接经营;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手中的特权,也从事商业活动。政府直接控制对外贸易,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许多珍宝,如象牙、犀角、钻石、珍贵木材等,都是进口商品。元朝民间商人非常富有,有人说:“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讲的就是当时盐业商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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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货币产生以来就成为历朝历代进行商品交换不可或缺的媒介物,自然也成为国家之间互相通商的媒介物。如西吉县钱币博物馆就藏有安南钱、沙特银币等。

  据《中国通史》中记载,元朝通商主要到过安南、摩洛哥、印度,还有南部的具兰、狮子国、马尔代夫,以及西北的钦察、伊利汗国以及中非和中欧诸国。因西吉是古丝绸之路的途经地之一,故出土外国钱币应属自然。2007年西吉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马莲乡巴都沟发现元代城址,并出土过元代钱币。经考证“巴都”一词来源于元代少数民族,其意是强悍,所以,马莲巴都沟在元代是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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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的流通使元代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也把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世界各地。如元代纸币的发行、应用,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大大推动了世界货币的发展。元代纸币的使用、发展、推行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根源: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崇奉迷信。据史料记载,忽必烈想仿效宋朝铸行铜钱,有大臣劝阻“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于纸币。这样就为纸币的发行奠定了基础。

  纸币便于携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元朝货币流通欧亚,故其纸币被世界各国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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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纸币的最大特点是把处罚伪造钱币的法律条文,印制在了钱币上。纸币尺寸和现行人民币一百元大致相同,长25厘米左右,宽17厘米左右,四周为花边,上方从右到左有“××通行宝钞”,正中为数额,有一贯(针对古钱币而言)、十文(针对银两而言)、一百文等,下方印有发钞的单位,职官名称,发行年、月、日及伪造者处罚条文。元朝纸币主要有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最稳定的是中统钞,流通时间最长的是至元钞,共使用了三十六年。虽说元朝以纸币为主,但铜钱也在使用,如西吉出土的元代窖藏钱,多以“至大通宝”(八思巴文)为主,其他钱币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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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出土文物和钱币证实,元代西吉县域是一个欠发达地区,墓葬陪品多以食用器为主,如碗、杯、铁器和农具等,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的。西吉县域出土元代钱币少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当朝使用铜钱较少;二是该地区属欠发达地区,当朝主要使用纸币。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年间(1260~1263年)铸“中统元宝”,1285年铸“至元通宝”,1295~1297年铸“元贞通宝”“元贞元宝”,1297~1307年铸“大德通宝”,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铸“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八思巴文)折十大钱,钱直径4厘米,内径1.1厘米,厚0.42厘米,重23.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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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国内没有设泉货监铸钱,铸量最多的是“至大通宝”钱,所以传世较多。元代早期钱币除蒙文大元和“至大通宝”外,其他无论小平还是大钱出土都极少。元代钱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府以纸币和银两为国内主要通货。据史载,元代有些铜钱仅铸数枚,如“中统元宝”篆楷对钱、汉文及八思巴文“至元通宝”相当珍贵。对收藏家而言,想集齐元代铜钱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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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吉县钱币博物馆馆藏的银质“大朝通宝”属罕品,出土于西吉马莲巴都沟,钱直径2.4厘米,内穿径0.6厘米,厚0.1厘米,钱风拟似“大定通宝”。另外,伴随“大朝通宝”出土的还有“至大通宝”“大元通宝”。“至大通宝”铸行于至大三年(1310年),为汉文楷书小平钱;另一种为“大元通宝”折十大钱。“至大通宝”西吉县域出土较多,该钱币窖藏地是一元代城址。元朝钱币出土后锈色多属碱锈,钱体厚重,小平也是同样,文字很不规则;钱文相同的钱,形制也不统一,从钱体形制、制作工艺上看远不及两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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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蒙古族是一个靠武力征服、掠夺起家的民族,统治以来,上层社会极度宣传佛教思想,以因果报应学说蒙蔽世人,所以,元代还产生了“供养钱”。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后,历任天子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贪财好色。皇帝们以卖官来维持荒淫无道的生活,而官吏则花天酒地、夜夜笙歌,巧立名目掠夺民财,如白要的“撒花钱”、过生日“生日钱”、见面“拜见钱“等。当时的官场如市场,明码标价,公开买卖。敛财的手段则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追节钱”“寿钱”“压岁钱”“稳官钱”,还有生孩子的“喜钱”等。僧侣们为掠夺财物巧铸“供养钱”,贪得无厌的喇嘛僧道则以“供养钱”的名义勒索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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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仲汇先生在《古钱》一书中记载:有个叫龚柯的僧人率众僧与王妃争道,猖狂到从车上把王妃拉下来后痛打一顿,并有犯上之语,皇帝知道后却不做任何处理,可见元朝僧侣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寺院铸钱盛于朝廷,所铸供养钱西吉县也有出土,但出土的供养钱品相粗糙、文字随意、钱体薄厚不一,这也是寺院贪钱图财的见证。元朝的灭亡与官府搜刮民脂民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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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通史》记载,元代农民起义军铸钱币甚多,这部分钱币十分珍贵,西吉县域很少出土,特别是有背文的元代钱币更为罕见,民间市场上也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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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西吉县马莲乡巴都沟山洪冲出一枚折二“大中通宝”,直径2.5厘米,内径1.1厘米,厚1厘米,重 4.1克;还有一枚“龙凤通宝”,直径2.5厘米,内径0.7厘米,重3.1克。据史料记载,元末铸有“天启通宝”“太平通宝”“天定通宝”“大义通宝”“天佑通宝”等,这些钱币存世时间短、数量少、流通范围小,无论是小平还是折几钱,都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如农民起义军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带领红巾军起义,所铸钱币“龙凤通宝”就是历史的见证。另有平民出身的张士诚率领盐民起义,杀富豪,焚官舍,并铸造有“天佑通宝”,钱文书写沧桑、遒劲,钱体规整。精通文史、看破红尘的陈友谅,深知大元奸佞当权,朝政摇摇欲坠,他几经周折,趁势发力,自立为汉帝,改元大义,并铸造有“大义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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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西吉县什字乡北台出土窖藏钱币368枚,26品,上自五代,下迄清代,其中有2枚“大义通宝”折二钱,钱直径2.9厘米,内径0.8厘米,重3.6克,窖藏为洞穴,直径120厘米,深110厘米,距地表90厘米。该钱币铸造精良,钱文粗犷有力,深受收藏家青睐。

  元末农民起义军所铸的钱币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残酷历史。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元王朝,为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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