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至宋初的乱世

  中国伟大的历史,离不开汉唐,起码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但同时,普通民众对于唐代的理解,大都基于盛唐景象;而在很多历史教科书里,又指出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即陷入藩镇割据的状态。

  诚然,“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的确有所减弱,尤其是河北地区卢龙、义武、成德、魏博等镇,几乎沦为地方节度使的领土,其中的人事任命与调动,朝廷都无从插手。但我们还应该看到,除河北地区外,其他地方的节度使基本是由朝廷任命的,而且朝廷可以随时对他们作出调度和任免。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黄巢之乱”前后,尤其是之后。韦庄的名篇《秦妇吟》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一句,道尽“黄巢之乱”后长安颓败的景象。但这场动乱所摧毁的岂止是长安的繁荣,更是唐朝的统治根基。自此之后,唐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薄弱,甚至唐朝皇帝经常被地方藩镇劫持。各藩镇之间兵戈不止,中华大地战火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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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中,经常会出现斩首多少级的记载,而这个多少,少则千计,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从此之后,中国进入动荡时代,而“唐末五代”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被打上分裂印记的时代。大唐天祐四年(907),唐哀帝李柷被朱温逼迫让位,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从此成为历史,中国则进入了“五代十国”时代。

  尽管五代时期一直被视为一个混乱的时代,但同时,它也是一个从乱世到治世的过渡时期。所谓的五代,指的是从公元907年至960年统治中国北方的五个朝代,分别是梁、唐、晋、汉、周。后梁时期,北方实际上没有统一,因为沙陀人的晋政权(不是后来的后晋)一直在跟梁朝争霸。除此之外,成德、义武、幽州、凤翔等地,依旧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而最不稳定的魏博镇仍然是兵变的摇篮地。但这些问题随着沙陀后唐的建立都将得到解决。

  在梁晋争过程中,沙陀人逐步看并了幽州、成德和魏博——但魏博依然不稳定;后唐建立后,唐庄宗李存勖即派军队攻灭前蜀;而身在凤翔的岐王李茂贞在后唐建立后,即奉表归顺,在其死后,尽管其子李从曮依旧为凤翔节度使,但在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即被移镇汴州,凤翔不复为一家所有;魏博镇在后唐明宗李嗣源夺权庄宗李存勖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魏州兵乱,则不可能有李嗣源的夺权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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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明宗即位不久,即借“芦台兵乱”把魏州将士及他们的家属全部处死,至此,“魏之骄兵,于是而尽”;至于义武镇,其节度使王都本来乃庄宗的姻亲,但在明宗时期勾结契丹叛乱,被明宗派兵讨灭,至此,义武镇也失去了独立的地位。虽然明宗驾崩后,孟知祥在两川建立后蜀,但也无法干扰北方统一的进程。此后,北方只发生了两件丧失领土的事情:其一乃十六州与契丹,以求取援助;其二乃后汉灭亡时,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占据河东建立北汉。

  即便如此,北方依然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如唐末及后梁时期各藩镇互相攻伐引发大规模战争的现象,已逐渐减少了。虽然如此,但北方的战争并没有止息,尤其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梁晋争霸自不必多说,后唐本身可以说是一朝三姓,无论是李嗣源推翻李存勖抑或是李从珂推翻李从厚,都脱离不了战争攻伐。而石敬瑭引契丹兵反唐其所引发的战争规模又更大了。

  刘知远建立后汉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因为他只是带兵进入契丹人留下的空城,但此前契丹人的入侵,对中原带来的伤害是不小的。至于郭威反汉、赵匡胤“陈桥兵变”,都是属于武装夺权。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自后唐开始,北方各个朝代,包括汉人建立的后周与宋朝,都是脱胎于沙陀集团,故此,他们尽管是改朝换代,但实际上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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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斗争并没有引起大规模战争,也没有引起北方地区的大规模分裂。即便是石敬瑭之叛,在契丹出兵之前,朝廷与叛军基本胶着于河东地区;至于郭威与赵匡胤,尤其是后者,所引起的动静就相对更小了。北方政权的内部战争减弱减少,但对外战争则时有发生,如后周世宗时期针对北汉的“高平之战”,以及三征南唐,而这些都是统一进程中所不能避免的。

  与北方相对的统一相比,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则是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十国当中,只有北汉建立在河东地区,属于北方,其余各国均属于南方政权。而南方九国,只有荆南、南汉、吴越是从907年或更早时开始割据并延续至宋朝建立。其余如两川地区,因后唐庄宗灭前蜀而导致统治中断,先后出现了前蜀与后蜀两个政权.

  而由杨行密开始割据的吴政权,在公元937年被徐知诰算夺,随后徐知诺自以为唐皇室之后,改名李昪,以唐为国号,史称“南唐”。南唐在十国中乃实力比较强大的政权,先后于945年与951年灭掉位于今福建地区的闻国,以及今湖南地区的马楚。尽管直至宋朝建立,南方依然没有实现统一,却为宋朝未来的事业打下根基。例如北方五代有三个朝代是由沙陀人建立的,故北方文化出现了胡风浸润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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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于唐末北方动乱,大量士人家族迁居南方,汉人的传统文化也因而被带到南方地区,并得以保存。宋朝建立之后,很多典章制度的建设均需求助于南方人。此外,南方割据政权为了守土安民,也在辖区范围内进行有效的经济建设,从而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为宋代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然而,南北的分野也为宋初政治带来了不和谐的因素,此即所谓的“南北之争”,北方士人在官场中往往瞧不起甚至排斥南方士人。

  比如寇准在一次主持科考时就主张“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亦即不应该录取太多南方的士人当进士。在这次科考中有两位出色的考生,山东人蔡齐和江西人萧贯,结果寇准推荐察齐为状元,并对外宣称“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而寇准在朝中的两位主要政敌,王钦若和丁谓,都是南方人。

  五代的分裂最终被宋朝结束,这当中当然有宋太祖、宋太宗两代的励精图治,但五代十国给宋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也不容忽视。如上所述,北方经过五个朝代的经营,已渐趋统一,而南方虽然仍然分裂,但南唐一家独大的形势也逐渐形成。唐朝末年,最困扰朝廷的无疑是藩镇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五代发展的过程中,被各个皇帝一点一点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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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不妨指出一个模糊的现象:从后唐开始,沙陀集团内部经常发生夺权政变,而夺权者,多数有禁军经历,并且在军中建立起重要的威望。虽然他们也大多有地方节度使的身份,但藩镇因素对于他们夺权的影响也逐渐减弱。至赵匡胤黄袍加身时,他的身份乃为殿前司都点检,是为禁军首领,虽也带有节度使衔,但实际上在朝廷任职。

  由此可见,五代北方地方藩镇对中央的威胁正逐步减弱,真正的威胁乃来自于军中的实权人物。可以说,唐末以来地方藩镇问题的解决,虽说是毕功于宋,却非由宋朝君臣在一夜之间完全解决的,这是五代各朝不断积累的结果。

  当然,五代也给宋留下了一些难题,当中最典型的就是对外问题。众所周知,北宋在对外问题上一直处于弱势,尤其是面临北方强邻契丹时,难以恢复汉唐时期的气势。但这个问题确实不应归咎于宋人,因为这是五代遗留的历史难题。事实上,在整个后唐时代,中原政权对于契丹一直处于强势,以至于历史书写中往往用“来贡”来描述契丹使者进入中原的外交行为。后唐末年,石敬瑭为了引契丹兵为助算夺政权,不但认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同时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以后,形势逆转,中原政权面对契丹时总处于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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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后唐抑或是后晋,都是沙陀人建立的政权。沙陀本身是游牧民族,其军队之强大乃因骑兵的强大。然而,幽云割地,除了丧失领土外,也丧失了养马之地。后晋时沙陀将领上书朝廷,欲与契丹一战,但当时的宰相桑维翰指出,马匹数量与骑兵质量都远不如人,如何一战?

  宋代对北方的军事一直处于弱势,很大程度上乃因马匹的缺乏,而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军队实力的重要体现。但即便如此,宋辽的对時也持续了五十多年,宋虽处下风,却没有丧失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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