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中原墓葬没有封土堆,为何春秋战国时,会突然出现高大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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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的中原地区,最初墓葬是没有坟丘的。

  坟丘式墓葬的普遍推行是在战国时代。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和春秋战国之际发生的社会变革有关。

  殷周的墓葬是没有坟丘的。

  《易·系辞传下》说: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藏)之中野,不封不树。”

  “不封”是说没有封土堆,“不树”是说不种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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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末年刘向具体指出:

  “殷汤无葬处,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指后来西汉国都长安的武库所在),皆无丘垄之处。”(《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东汉崔寔《政论》也说:

  “古者墓而不坟,文(周文王)、武(周武王)之兆(指墓地的兆域),与平地齐。”

  从现在考古发掘和调查的结果来看,刘向和崔寔的说法是事实。

  殷代的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都不见有坟丘。至于在今陕西咸阳以北毕原上坟丘很高的所谓“周王陵”,是出于后人的张冠李戴。这原是战国时代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的公陵和永陵。

  三国时代编辑的类书《皇览》和唐代编辑的地理书《括地志》早已指出这点,清代顾炎武《日知录》更进一步辨明这点:

  古代渭水流域有两个地名叫毕:一在渭水以南西周国都镐的东南杜中,即在今西安东南,这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墓地;

  另一在渭水以北咸阳,这是战国时代秦惠王、秦武王的公陵和永陵。

  魏晋到隋唐间,已有人把公陵、永陵误为周王陵的,但是当时学者尚能辨别清楚。

  例如《皇览》就指出:“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一以为周文王冢,非也。”

  《括地志》也说:“秦武悼王陵在雍州咸阳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

  至于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如安徽屯溪,江苏句容、金坛等地,发现一些西周墓葬,筑有坟丘,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这些墓葬有个特点,在平地铺上一层卵石,或加上一层红烧土、木炭,作为墓底,堆成圆形或馒头形的坟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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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一带地势低下,向地下挖掘墓圹容易出水,在当时缺乏防潮材料的条件下,采用从平地上堆筑起坟丘的办法是比较合适的。

  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类坟墓和中原地区出现的坟丘式墓葬相提并论。

  中原地区出现坟丘式墓葬,开始于春秋晚期,正当孔子在世的时候。当孔子把父母亲合葬在防的时候,曾说:“古也墓而不坟。”

  因为他是东西南北奔走的人,为了便于识别,于是“封之,崇四尺”,就是说筑了四尺高的坟丘(《礼记·檀弓上》)。

  当孔子去世、将要举行葬礼的时候,子夏说:

  从前孔子讲过,看到四种坟墓的不同式样,有的四方而高,像建筑的“高堂”一样;有的狭长而高,像“坊”(堤防)一样;有的四方广阔而两旁向上尖削,如同“覆夏屋”(覆盖的大屋顶)一样;有的狭长而从两旁向上尖削,如同斧的刃部一样,这种形式又像马鬣(马颈上的一排刚毛),叫做“马鬣封”。孔子赞成的是最后一种式样。

  从考古调查结果来看,春秋晚期中原地区确实已出现坟丘很高的大墓。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的宋墓,属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坟丘高达7米坟,直径55米。

  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所有统治者的墓葬都有高大的坟丘。

  《墨子·节葬下》说:

  当时王公大人的墓葬,“棺椁(椁指棺外的套棺)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丘垄必巨”。

  现在全国各地对战国墓葬的发掘和调查,证实了这点。例如今湖北江陵西北的楚都郢的周围,就有大小许多个坟丘墓,多数属于战国中后期。又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邻近的墓地,有二十多座方锥形大墓,高达10—15米,每边长40—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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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经注·淄水》记载:

  “淄水又东径四豪冢北,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圆坟,咸高七尺,东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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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四王”,是指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齐湣王(公元前300—前284)、齐襄王(公元前283—前265);“咸高七尺”疑是“咸高七丈”之误。

  坟丘式墓葬为什么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之际逐渐增多,到战国时代普遍推广呢?

  看来和当时社会变革密切有关。

  主要由于下列四个原因:

  第一,由于贵族的没落,以宗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度开始瓦解,以家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度开始兴起。

  原来贵族实行宗族的集体墓葬制,既有按贵族的等级和宗法关系安葬的“公墓”(《周礼·春官·冢人》),又有“国人”集体安葬的“邦墓”(《周礼·春官·墓大夫》)。

  不论“公墓”或“邦墓”,每个人的安葬都必须按礼制规定次序来排列,有着一定的规格和位置。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发生变革,社会组织发生变化,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原来贵族以宗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开始瓦解,以家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开始兴起。

  在同一墓葬区里,就出现贫富悬殊、身份高低不同的交错排列情况。同时由于经济上、政治上交往加强,东西南北流动的人增多,每个宗族或家族的墓葬就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出现分散各处的现象。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有些人就像孔子所说的,为了便于识别起见,墓葬就采用各种不同的坟丘形式。

  第二,随着贵族组织的解体,地主阶级和富商大贾的出现,家族私有财产的继承制逐渐代替宗族共有财产的继承制,人们的家族观念加强,因而重视已故家长的丧葬之礼,重视对祖先坟墓的建筑。

  《荀子·礼论篇》之所以特别重视丧葬之礼,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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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认为“礼”就是讲究养生和送死的道理的,他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丧葬之礼是讲究送死的,他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像)其生以送其死也。”就是说要像侍奉活人一样去送死人的丧葬。因此他进一步认为,能做好这点,就是“礼义之法式也”;如果与此相反,“厚其生而薄其死”,“是奸人之道而倍(背)叛之心也”,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于亲长的叛逆行为。

  基于这样的理论,荀子不仅主张讲究棺椁和随葬品的制作,也还主张重视墓圹(墓穴)和坟丘的建筑。荀子说:“故圹垄,其貌象(像)室屋也。”就是说,建筑墓圹和坟丘必须像替活人建造住的房屋一样讲究。荀子这种主张,代表了战国时代统治者的看法,因而建筑高大的坟墓就成为一时的风尚。

  第三,由于集权的君主政体的建立,新的爵位等级制度的确立,坟墓的等级制度也逐渐形成。

  原来奴隶主贵族所实行的是宗族墓葬制,每人按礼制有规定的葬地,等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地下墓室之中,包括棺椁的重数和随葬品的配合。这时为了推行新的爵位等级制,在讲究地下墓室内容的等级的同时,更重视地上坟墓外观的等级。

  例如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规定: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商君书·境内》)

  就是规定用种树的多少来标志坟墓的等级。同时,随着坟丘式墓葬的推广,按坟墓大小高低来规定等级的办法也出现了。

  《礼记·月令》记载孟冬之月:

  “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薄,茔(营)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

  这就是依据战国时代的坟墓等级制度而拟定的。从现有考古调查资料来看,战国时代坟丘的高低大小确实和墓主的身份高低有密切关系,当时各国君王的坟墓就造得比别的坟墓高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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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由于建筑坟墓工程上的需要。

  这时建筑大型坟墓,由于棺椁的重数多,随葬品的数量多,墓室需要扩大,所挖掘的墓圹的土方就加多。同时为了建筑巩固和防备潮湿,要填入大量的石料和木材,填进木炭层、石子层或白膏泥层,挖出来的大量泥土不能回填,适宜于堆成高大的坟丘。在上述四个原因中,这个原因是次要的。

  随着战国时代坟丘墓的普及和发展,墓的名称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春秋以前的史料都称墓葬为“墓”,没有称为“丘墓”、“坟墓”或“冢墓”的。“冢”原是指高起的山顶,用“冢”来称呼坟墓是因为它有高起的土堆像“冢”一样。“坟”原是指高起的土堆,“丘”原也是高起的土丘,用“坟”或“丘”来称呼坟墓也是因为它有土堆如同“坟”、“丘”一般。到战国时代,“丘墓”、“坟墓”、“冢墓”已经成为坟墓的通称,就是因为坟墓普遍已有高起的土堆的缘故。

  君王的坟墓称“陵”,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首先出现于赵、楚、秦等国。《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335年)“起寿陵”,这是历史上君王坟墓称“陵”的最早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根据《秦纪》,记载有惠文王“葬公陵”(秦惠王卒于公元前311年),悼武王“葬永陵”(秦武王卒于公元前307年)。秦国是从秦惠王开始称“王”的,同时他的坟墓也开始称“陵”。

  秦国的君主称“王”,是模仿中原楚、魏、齐等国的君主的,国王的坟墓称“陵”也该是模仿中原各国的。《史记·楚世家》讲到秦将白起在攻克楚都郢的同时,“烧先王墓夷陵”(当公元前278年)。楚国国王的墓地称为“夷陵”,该是秦将白起焚烧以前较久的事,只是没有见于记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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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三“赵起寿陵”条下说:

  寿陵之名见于书传者,盖自此始。……《秦纪》诸君之葬,至惠文王以后始称陵,然则名王者之兆域为陵,其出于战国之际乎?

  吕祖谦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后来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五“陵”条也说:

  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

  《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

  顾炎武所说春秋以后“因山而高大者”称“丘”,并无确切根据。昭丘是否因楚昭王墓而得名,虎丘是否因吴王阖闾墓而得名,都是疑问。灵丘则可以肯定不是因赵武灵王墓而得名,因为赵武灵王前已有灵丘这个地名。但是从战国中期赵肃侯、秦惠王开始因坟墓高大而称“陵”,确是事实。

  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陵”,看来出于下列两个原因:

  第一,当时作为封建的身份等级制中最高一级的国王,坟墓确是造得最高。

  刘向说:“及秦惠文、武、昭、严(庄)襄五王,皆大作丘垄。”(《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现在咸阳以北的秦惠文王墓和秦武王墓都高三丈以上,这在当时坟墓中已算最高大的了。当时人已把高大坟墓比作山陵,因而很自然地把国王的高大坟墓称为“陵”。

  第二,战国时代人们已用山陵比作最高统治者,把最高统治者的去世隐讳地称为“山陵崩”。

  因此,当国王活着预先建筑坟墓的时候,为了避免不吉利,也就隐讳地称为“陵”或“寿陵”了。战国时代君王坟墓之称“陵”,见于记载的,从赵肃侯“起寿陵”开始,该不是偶然的。这样把君王的坟墓比作崇高的山陵,就是推崇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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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推崇皇权而把君王的坟墓比作崇高的山陵,秦代又把皇帝的坟墓称为“山”,后代把帝王坟墓又都统称为“山陵”。

  《水经注·渭水》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

  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把自己的坟墓建筑在郦山脚下,借用山名作为自己坟墓之名。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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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穿治郦山”,就是说用穿凿治理的方法建筑“丽山”这座坟墓,并不是把原来的郦山穿凿治理成坟墓。近年秦始皇陵园出土有铭文“丽山园”的铜钟和刻文“丽山”的陶器、陶片,说明秦始皇陵就叫“丽山”或“丽山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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