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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历史文化知识培训班第四讲

  “明清时期的广州:传统工艺的视角”

  2022年3月10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黄海妍馆长主讲的“明清时期的广州:传统工艺的视角”讲座视频在“花城+”手机客户端新鲜上线。该讲座于2022年3月1日在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举行,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广州艺术博物院承办,为面向全市文博从业人员的“历史文化知识系列培训班”第四讲,全市文博系统150余名从业人员参加了培训。黄馆长从传统工艺的独特视角,通过丰富鲜活的广州传统工艺案例,深入挖掘明清时期广州历史文化的重要一面,揭示广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品质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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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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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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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清时期的广州:传统工艺的视角”讲座中,黄馆长将明清时期的广州放到宏大的历史视野下考察,先是勾勒历史上广州与南海海域、国家体系、世界贸易体系之间的深刻联系,再探讨在三重历史变奏下,明清时期广州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市场体系,商贸畅旺,众多新手工艺行业因此兴起并且繁荣发展,如源自本地的广作家具、广州牙雕,源自中国腹地的广彩瓷,源自欧洲的广州画珐琅等。其后,她通过详述广州传统工艺在生产制作、经营运作、贸易销售中的生动案例,包括宫廷造办处里的广匠与广作、广州绣庄的营销、广彩行会、广州手工艺对欧洲装饰工艺的影响等,反映了明清广州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在经济、文化、对外交往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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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讲座的精彩细节:

  01

  三重节奏共同谱写广州历史

  黄馆长先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广州手工艺行业兴起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立体的、引人深思的广州历史画卷。

  她勾勒了三个在广州交叠的体系:一是环南中国海地区传统的贸易网络,二是明清王朝的国家体系,三是欧洲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广州贸易体系由此形成。明代以后,广东经济发展步入了商业化的轨道,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以进口为基调的贸易转变为以出口为基调的贸易;以周边国家的朝贡贸易转变为以西方资本主义商人为主要对象的出口贸易。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只保留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广州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及文化背景下,展开了她在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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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海域中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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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历史话语下的广州:

  广州古代城址变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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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体系及“全球化”下的广州:

  1655年约翰·纽荷芙所绘的珠江与广州城

  02

  广州手工艺行业的兴起与繁荣

  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市场体系,与外贸市场不可分割的腹地经济,以及作为岭南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使得广州的商业繁盛,贸易畅旺,在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手工艺行业。黄馆长以三种不同起源的手工艺行业为典型,勾勒广作黄金时代的脉络,让我们得以一窥广州手工艺繁荣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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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十三行以及附近做外销工艺品生意的店铺

  铜版画《中华帝国》,伦敦1843年7月出版,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

  1.源自本地:以广作家具、广州牙雕为例

  广东是贵重木材的主要产地,南洋各国的优质木材也多经由广州进口,使得制作家具的原材料比较充裕。玉带濠南北两岸的家具作坊,鳞次栉比,成行成市,行会也设在濠畔街。巨大硬木的原材料运到玉带濠的家具作坊开料,经过抖榫、鑿花、刮磨、上漆等各工序后,成品中属“洋庄”的出口家具的,商行依榫口重新拆卸,然后装箱货运出口。因内廷对广式家具的喜爱,也有众多家具作为贡品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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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的广作家具

  广州牙雕的路线与广作家具相似。从16世纪开始,西方商人在出产象牙的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之间从事象牙海上贸易。1600年初,葡萄牙人定期从他们在印度西海岸的据点果阿运送象牙到广州港。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参与了这种贸易,他们共同将广州建成为中国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象牙制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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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牙细密画(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

  2.源自腹地:广彩瓷

  明末清初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大量需求和广州港的有利条件,孕育了清代初年广州彩瓷的产生。广州商人改变了以往在景德镇购买成品的做法,只在景德镇购进价格低廉的素白瓷胎半成品,再把景德镇的“写红佬”(绘彩工匠)请到广州工作和授艺,并在广州城西开炉烘烧彩瓷。在适应外销贸易市场需要的前提下,在吸收手绘珐琅技法,继承中国彩瓷传统的基础上,广彩在清康熙、雍正年间兴起。清乾隆嘉庆时期,广彩开始形成自身的风格特色。19世纪末,清同治至光绪年间,灵思堂挂号人数已达三千多人,那是广彩兴盛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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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乾隆锦地开光人物纹碗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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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乾隆 绘英国东印度公司徽章纹

  椭园形盘(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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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 绘锦边斗鸡纹鱼碟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

  -斗鸡纹图案很受法国、东南亚等各国青睐-

  3.源自欧洲:以广州画珐琅为例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弛海禁后从西方输入了一批画珐琅器,多集中于广州等港口城市和内廷。” 杨伯达认为,由于广州是驰海禁后唯一正式的对外通商口岸,所以广州应该是西方画珐琅的第一个落脚点。杨伯达在研究中指出:“广州画珐琅业不仅要满足本地、各省和皇家的需求,还要在本地为国外加工,也有些工匠飘海至外国制造画珐琅。”“英荷诸国亦遣使来广东,定此类装饰之瓷器,由荷人商船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之船运回欧洲。所造物品,有为瓷器上绘珐琅者,有为铜器上绘珐琅者。……又广东之珐琅工人,尝为佣工于印度、波斯及西南亚细亚诸国。” 广州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起,就成为内廷珐琅作的技术人员和珐琅材料的主要来源地,也是画珐琅器的供应基地,广州画珐琅无疑是中西文化和技艺交汇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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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中期画珐琅绘花卉纹酒壶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

  03

  广州传统工艺的生产与营销

  接下来,黄馆长借助详实的图文史料,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将广州传统工艺生产制作、经营运作、贸易销售中的生动案例娓娓道来。

  案例一:宫廷造办处里的广匠

  有众多技巧高超的广匠在宫廷造办处进行生产。例如,广作家具因深得清代统治者的喜爱,据养心殿造办处档案显示,清乾隆元年(1736),养心殿造办处开始专门设立广木作。又如造办处有一批广东牙匠。此外,有一些“烧法蓝”的工匠因技艺出众,被进呈到内廷效力。

  案例二:乾隆时期“粤海关成做”广州画珐琅

  乾隆时期是粤海关成做宫廷用珐琅的鼎盛期。从乾隆十三年(1749年)开始,内务府造办处向粤海关发样,要求制作珐琅呈进,从实物或文献来看,由粤海关成做的机制至少持续到乾隆晚期甚至嘉庆年间,广东地区都持续成做宫中所需的画珐琅作品,甚至成为清宫画珐琅中铜胎画珐琅的主要供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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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画珐琅“绘西洋人物瓶”是乾隆年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交粤海关成做的典型器物。与康熙、雍正不一样,乾隆时期的画珐琅作品中人物画大量出现,并出现了将中国传统器型与西洋人物装饰掺杂的新风格。

  案例三:

  广东彩元绣庄广告所见的手工艺品营销

  彩元绣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清末在广州民间流传的一段顺口溜也说明广绣经营范围的多样化:“广绣广绣,广府名流。神功会景,官袍锦袖,荷包绣片,飘洋过埠。”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刺绣实行简单的协作、分工,一般的刺绣分上下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由女绣工完成,女工又叫下手绣工,多是农村妇女;第二道工序交男绣工完成,刺绣重要部位,在广绣行内称为上手工,工钱要比女工高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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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彩元绣庄广告及其经营范围

  案例四:广州的手工业行会—以灵思堂为例

  灵思堂有“父艺传子”的入会制度;为保障行业的利益,灵思堂制定严厉的行规,不允许行会以外的人插足广彩业,不允许艺人私接订单,不准擅自接瓷加彩,为了防止业内恶性竞争,严格行规,行内人员互不逾越,互不抄袭。直至1950年代以前,广彩行业的彩绘价钱都由灵思堂议定,统一通过后编印成“广彩式单部”发至全行业依照执行,再随着社会经济情况和彩瓷行业销售行情的变化,每隔一个时期进行修改,一般是增减瓷胎品种,调整彩绘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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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十五年(1926)

  《广东灵思堂彩瓷工会瓷器式单部》

  案例五:

  “中国风”—广州手工艺对欧洲装饰工艺的影响

  在17-18世纪,随着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通过广州港出口至欧洲,中国人艺术化的生活用品如扇子、墙纸、漆器、家具等也随之西传,给欧洲人带来了新鲜的感受。这些手工艺品成为当时欧洲的家居陈设中十分时尚的物品;由此在欧洲上流社会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艺术的时尚,这股“中国时尚”又被称为“中国风”(Chinoiserie),在18世纪70-80年代达到了鼎盛。在“中国风”的影响下,在广州生产,为欧洲市场量身定制的瓷器、漆器、纺织品、家具、银器、扇子、墙纸、雕刻、象牙雕、绘画等外销艺术品,大受欢迎,被源源不断地销往欧美。广州的各种手工艺因此而进入了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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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扇技术的融合——扇骨在中国制造,

  出口到欧洲再配上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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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文化元素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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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精彩的讲座,黄馆长深刻地指出:广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特质是立体的、复杂的、多层次的,不能简单地以标签化的形式进行理解。因此,了解广州的历史三重奏,了解广州的历史文化遗存,比如明清时期广州贸易体系下传统工艺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和体会广州的内涵、品质以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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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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