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侵略者是以受害者的姿态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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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感谢前坂俊之先生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那个年代日本人的无耻,叒叒突破了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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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位问安。随着战事逐渐的旷日持久,我也在思索一个历史问题:近代的法西斯国家起初都不算多么强大,可对他们的侵略行径,国际社会就是一味地纵容绥靖,终于酿成了世界大战的灾难。

我们从书本里一般能学到的就是一战之后英法遭到重创社会普遍厌战、经济大危机也令它们无力采取制裁措施。这些都是事实,不过历史还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侵略者是以受害者的姿态作恶,这虽不是一个定律,却也屡见不鲜。本文就以日本一步步地侵华为例,日本人用这种骗术一直到全面开战,几乎是屡试不爽。

这种骗术说不上有多高明,它根本骗不了我们中国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也骗不了其他大国的高层,人家的情报部门也不是吃素的。日本人就算是蓄谋已久,也不能随意开战。战争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那便是师出有名。强行侵略,是时机不成熟的表现,还会招来全世界的针对。

所以它更多还是在欺骗日本民众,激发他们支持战争的热情。近代的日本民众生活在高度管制的信息茧房里,缺乏其他的信息源了解真实情况,宣传很容易让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受害的那一方,战争不过是自卫还击。而且,自卫的回报非常丰厚,能换来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日本舆论界也大肆宣扬,占领东北可以给无地的日本农民以土地,每一个失业工人都将得到工作,商业界可以拥有广大的原料和销售成品市场,更让日本民众陷入狂热。

本文仅以“九一八”事变为引子,我们就来看看日本是如何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的:

“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

“九·一八”之前,除了柳条湖事件,日本先是在两国农民之间的纠纷大做文章,酝酿侵略的时机。

1931年4月,长春市民郝永德非法租借了万宝山区姜家堡农民12户土地,并再次非法转租给朝鲜农民团李升薰等人(朝鲜早已被日本吞并)。朝鲜农民为将原有旱田改为稻田,竟在中国农民土地上挖沟引伊通河水,严重侵害了我国农民的正当权利。长春县立即下令朝鲜农民停工解散,而督导朝鲜农民的日本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则企图借此渔利。在他的唆使下,朝鲜农民对我国方面的正当诉求视而不见,忍无可忍的中国农民自发展开了平沟运动。7月2日,农民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即“万宝山事件”,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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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收买《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声称有200多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后又说被杀的人数增加到800多,从而掀起朝鲜大规模的排华活动,仅仅在7月9日的平壤,华侨被杀害者109人,伤163人,下落不明者63人,财产损失254.5万日元。

与此同时,在6月26日晚,日军军官中村震太郎等人奉命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返回途中被我国抓获,按照当时国际惯例,处死一名证据确凿的间谍合理合法。但日本人却借这两件事大肆煽动战争狂热,国内掀起了反华浪潮。时任首相若槻礼次郎在演讲中强调:“XX的措施如有不当非法之处,为了保卫国家的生存,有时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国民不可对此准备有所松懈。”

外交反诬

“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认为此时还没有足够的国力,试图以外交的方式化解战争。日本反而在9月24日的《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政府声明》倒打一耙:

“帝国政府常以敦睦日华两国的邦交,实现共存共荣为坚定不移之方针,自始至终为实现此方针而处心积虑,全力以赴。不幸,过去几年来,XX官民屡有刺激我国国民感情的言行,特别是在与我国利害关系最为密切的满蒙地区,最近屡次发生不愉快的事件,以致在我国一般国民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象,认为XX方面对我方友好公正的政策并未报以同样的精神,于是群情为之骚然。适逢其时,于九月十八日夜半,在奉天附近的一部分XX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的路轨,袭击了我方守备队,以致发生冲突。”

在国际联盟的干涉下,日本在《第二次政府声明》中再度重申了自己的“无辜”:“帝国政府曾屡次声明,此次满洲事迹,完全起因于XX军事当局的挑衅行动。目前,帝国军队的少数部队仍驻扎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几个地点,这是为了保护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出于万不得已这当然不可能成为帝国强迫XX接受的解决纠纷的条件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帝国政府丝毫没有预想用军事压力来对待和XX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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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卢沟桥,日本人的伎俩大同小异,不多赘述。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侵略早在1931年便开始,但基于现实原因的考量,两国一直没有正式宣战,仅仅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后的10年间,两国还不能判定处于战争状态。

不谈“名”而谈“实”的话,淞沪会战甫一开始,1937年8月15日,日本方面发布了《帝国政府声明》,宣称卢沟桥事变是日军对“XX屡次之挑战及不法行为”的“自卫行动”,八·一三事变则是由XX军队在“上海方面向我开炮,并对帝国军舰加以炮击”引起的。“为了膺惩XX军队之暴戾,以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反省,今决采取断然处置。”实际上就是一份宣战书。

宣传欺诈

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如此的狂热,几乎全民支持战争,媒体要不可推卸地承担帮凶的责任。

为了给“九·一八”事变辩护,《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满洲交战状态——日本是正当防卫》(9.20)《满洲事变的本质——错误的XX抗议》(9.23)《联盟的通告和我声明》(9.25)件的真相到底了解吗》(9月26日)、《时局非常危急——需要国民觉悟》(9.17)、《只有态度强硬——对中国冲突的基调》(10.1)、《决定进退吧——无能的现内阁》(10月9日)、《不要被第三者的干涉迷惑——站在正义的立场》(10月13日)、《”九一八”事变和政局——在野党的消息》(10月14日)、《光明正大的我国主张——举国意见一致的表现》(10月15日)、《请国际联盟正确理解事情的真相——我国的国民是认真的》(10月20 日)、《撤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0月23日)、《不现实的决议案——理事会的非诚意》(10月24日)、《正义之国,日本——不讲道理的理事会》(10月26日)、《我国的觉悟——今天的犹豫是错误的》(10月31日)。”单是这些标题就已经显示出了其强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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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的本质》一文中,《东京日日新闻》甚至质疑日本政府不够强硬:“日本正是为了XX而成为国威和利益被蹂躏的被害者。”在《时局非常危急》一文中,又强调:“这是自日俄战争以来降临在我国国民身上的又一次巨大挑战,我们应该大声号召国民的奋起努力。如果正义的主张得不到伸张的话,我帝国将会受到外国的侮辱。”

《大阪朝日新闻》也没闲着:“错在对方那里,而且是数百兵士的集体行动的话,就必然是有计划性的破坏行为。绝对不能容忍!……再说满铁不仅是我国半官半民经营的干线,也是世界交通干线。哪怕是丝毫的破坏,我们也不能容忍。不得不说我国守卫队立即做出的迎击行为,是理所当然的紧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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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媒体们的配合,连当时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也表达了感激 ∶”观察这次’九一八’事变过程中各报纸的表现,发现都指出了满蒙问题的重要性,并顺应皇道精神,对内统一了国民的舆论,对外发扬了国民的优秀精神,这是自从日俄战争以来很少看到的壮观景象,对我国报纸以及报纸工作人员的丰功伟绩值得特别赞赏。”

信息茧房

媒体们如此配合,其实是有内情的。荒木贞夫赞扬的背后,是更为严密的信息茧房。我这里就长话短说了。

还是以《大阪朝日新闻》为例,它本来是一家比较进步的报社,但依据当事人们的回忆,报社是明确遭到了军部与右翼组织黑龙会的威胁恐吓,以及民间的抵制。当时的下村海南副社长都在抱怨:“报纸发行量的减少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铁拳与饭碗面前,报社还是选择了屈服。

关于信息茧房如何粉饰日本的“受害者”姿态,可见1937年7月17日情报委员会《宣传方策》中的一句:“要特别留意迅速地发布正确、详细的‘新闻’。……要具体地在内外报道XX方面的不法、非人道行为。”

好了,我停笔了,就留一副统计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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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史料主要引自前坂俊之先生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作者也是一位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学者。最后,由衷地盼望世界恢复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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