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中的中国妓女:图5为国保赛金花 图6为京城名妓小凤仙

1949年,毛泽东对新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在新中国,绝对不能允许到处都是妓女和黑社会团伙。我们必须打扫房子!”此后,在新政权的整肃下,全国的妓女都得到了解放。妓女在管教所学习工作,在医院治病。之后,有的结婚了,有的回家了,有的去工厂工作了,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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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韦特在《汤若望传》中说,满族人“过着掠夺、焚烧、淫荡的生活”。从皇室成员、政府官员到官员子女、士兵、学者和商人,他们都是客户。与《智帝》一起,还有《游烟火》、《柳巷》等记载。图为1901年左右,一位富商兼歌手。摄影|BW基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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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卖淫业在咸丰年间开始兴盛,八大胡同成为“京城名花的发源地”。103010有一句诗:“酒楼窑子二排,万盏花街。知天下商戏,八大胡同生意好。”民国初年,八大胡同成为国会议员开会讨论政治事务的场所。图为清末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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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上海、福建、浙江、湖北、广东、安徽等江南地区的卖淫业比较发达。长沙“女人蒸蒸日上”.仁美花园和古大源3354都挂着灯,市场正在邀请他们上门。”然而,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卖淫是被禁止的。南京被太平军攻陷后,著名的秦淮河歌舞几乎绝迹。图为江南青楼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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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北京的一些妓院都称嫖客为主人。民国初年,北京的妓女当面仍称嫖客为“大人”、“老爷”或“经理”,背后却都称之为“龟”。北京苏州的妓女,对北方的嫖客非常鄙视,故意说“你不是死了就是病了”之类的骂人话。图为清末北京嫖客与妓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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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金花是小说《清代北京竹枝词》的原型,刘半农曾为此写过传记。赛金花,原名赵,幼时被卖到苏州“花舫”,被状元洪钧收为妾,带她游历欧洲四国。洪君去世后,她在上海和北京做过妓女。八国联军侵华时,赛金花与德军有联系,被当时的人称为“护国皇后”。她于1936年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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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著名的妓女有赛金花和小凤仙。小凤仙和蔡锷将军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1916年,蔡锷在云集班妓女的帮助下,回到云南给袁发电。图为京城名妓小凤仙(右)和妓女小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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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老师曾经说过:“妓女的装束,是贵族家庭最大的成就。

”早在1860年代,妓女的服饰已成为女人们竞相仿效的时尚。上海的女装是全国最时髦的,妓女的服装与大家闺秀的装束同样款式新颖、引领时装潮流。图为上海妓女王月仙的洋装照。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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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院有个行话叫“出局”,就是嫖客把妓女叫到家里或饭店去陪酒、陪玩儿,价格每次一至三块。妓女出局,一般都是先由嫖客到饭店定好了酒席,然后填好局票送去妓院。妓院接到局票,安排人出局。图为清末上海妓女陪嫖客打麻将。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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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局的妓女一般由妓院派轿子送去,档次高的妓女还带着伺候她的人,手里拿着琵琶和水烟筒之类的,这叫做“跟局”。但如果嫖客点的是清倌人(年龄小,八九岁),就叫一个人用肩膀“扛”着去出局。这种情况在南方比较多。图为清末上海福州路上,掮客扛着清倌人去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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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上海出现了烟娼合流的变相妓院花烟间,公共租界、法租界都有。这些地方名为烟馆,装潢铺张,专雇少女和少妇应酬客人。图为清末嫖客和妓女一起吸食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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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上海滩最高档次的妓女称为书寓,这类妓女标榜卖艺不卖身。长三是仅次于书寓的高级妓女,称女校书,懂得琴棋书画。 来长三的客人不论饮酒、过夜、听曲,一律先付大洋三元,故名。长三堂子就是高级青楼。图为清末上海长三妓院的衖堂。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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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女性沦为妓女,最重要的原因是贫困。因为贫困流落街头,有的人卖唱,有的人沦为乞丐。这些人往往会被人贩子盯上,最后被拐卖进妓院。也有一些女艺人在卖唱的同时,为了生活也卖身。图为1895年左右,上海街头的卖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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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局演唱是妓女的重要业务之一。陈存仁的《抗战时代生活史》描述,从前妓女出局,必然有一位琴师跟着,坐定之后,唱一段京戏或是小调。清末有个叫林宝珠的花榜状元,9岁学唱,一年即出局演唱,每日出局多至30余处,18岁即积劳而死。图为1920年代,茶馆里唱戏的孩子。

民国时对妓女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管理制度,正规的妓女不仅要在从业前提出书面申请,还要有人担保和从业场所,核准之后,还要由国家政府颁发正式“执照”,来中国的外国妓女也要遵守这套管理规定。图为1921年,北平怡春堂的妓女刘玉苓的执照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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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一些妓院把能清唱京戏的妓女组织起来,租一茶社进行演出。演出前上台的妓女分别约好相识的名人前来捧场。妓女演唱最多的为京剧,另外还有江南评弹等。图为民国北平的茶馆中,进行表演的女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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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年间,专有一些报纸或版面刊登妓女的照片和详细个人介绍。广州的《天趣报》和天津的《风月画报》就是这样的情色报刊。《天趣报》1905年创刊,熟悉广州妓院和妓女的情况,专谈花事。《风月画报》创刊于1933年,宗旨为“可以示以嫖之利害”。图为《风月画报》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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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占东北后,这一地区的卖淫到极盛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沈阳市人口不到50万,但以卖淫为生的就有3000多人。图为三十年代沈阳南市场街头的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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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开妓院的大多有军警甚至是日本人做后台。当时全市有140多家妓院,其中有八家妓院有钱有势,后台特别硬。图为1946年2月,沈阳一家叫“潇湘馆”的妓院门口,等待客人的妓女们。为了拉到更好的生意,她们都身穿和服。此时,苏联人已经占领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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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时期,沈阳北市场还有一些日本妓院和白俄妓院。其中一家高级妓院直属日本领事馆管辖,嫖客多为日本中上层军官,中国人不准进入。附近还有朝鲜妓院,招待朝鲜人和中国人。图为1946年2月,沈阳一家妓院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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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普遍感染性病。1946年,上海市卫生局、警察局联名颁布了《娼妓检验工作方法》,规定“如发现娼妓患有传染性花柳病时,即通知警察局扣留执照,停止营业,并勒令患者就医”。图为1946年6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为上海妓女注射新胂凡纳明治疗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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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上海市对1420名妓女的卫生检查结果是,66%的妇女患有性病。为了应对上海妓女的花柳病,全市的诊所联合警察局一起对患病妓女进行治疗。图为1946年6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为上海妓女注射新胂凡纳明治疗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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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前线日报》1947年撰文,在上海“舞女与交际花,现在也成了高级的卖淫者的别名。”昆明本地的娼妓学会了跳舞,舞女也做暗娼。重庆等地的舞女也每日里卖淫卖笑。图为1948年中国某地的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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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上海街头出现了美国大兵,街头有人带了不少关于nice girl的英文说明书给美国大兵。在北平、天津,都有美军到酒吧或者妓院里寻欢作乐。图为1949年在上海白俄开设的酒馆里寻欢的美国水手与店里接客的华人陪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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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上海酒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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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决心从北京做起,铲除妓院。他说:“妓院是旧社会的产物,这里是藏垢纳污、压迫妇女、损害社会健康的地方……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封闭妓院。图为人民政府用汽车收容妓女。摄影|刘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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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出动2400余人,在12小时之内封闭了全市224家妓院,269名老鸨和185名领家被集中管训。1268名妓女被收容到妇女生产教养院。图为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以前是妓院春艳院)前戴口罩执勤的解放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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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确定了“只需减少不许增多”的原则。1949年北京市政府命令禁娼后,济南的嫖客锐减,一些妓院停业。1951年10月,山东下达取缔妓院的通知。图为济南316名青年妇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重新走向工作,自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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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绝大多数共产党的同志主张不能立即取缔娼妓。直到1949年11月25日,上海市政府才开始重点取缔暗娼和封闭妓院。据统计,上海市从1951年12月到1953年6月共收容妓女1900余人。图为上海妇女教养所的干部为被收容的妓女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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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入妇女教养院的妓女们对抗情绪严重,她们担心被政府送去朝鲜慰劳志愿军,送到西伯利亚去劳动,于是集体哭闹,有的打骂女干部,有的将洗脸水倒进饭桶,有的自己床铺也不整理。图为1951年苏州妇女生产教养院里的妓女们在谈接受改造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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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在封闭妓院时,除妓女的财产全部归其本人所有外,对妓院的财产,全部没收,作为救济妓女之用。在妇女生产教养院,妓女吃的和一般工作人员待遇相同。市卫生局组织医疗队为妓女们治病。图为1949年11月,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内,接受改造的妓女在扭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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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学员们看了话剧《日出》等,受到启发教育。她们自己也学会了演话剧。学员们还控诉老板和领家。这些北京的老板和领家,最后被判处死刑的两人,另外357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图为1951年北京一妓院的老板和老鸨,向教养院的妓女们交代做过的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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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生产教养院,学员们积极参加劳动,学习文化和技术。经过学习和治疗后有505个学院结了婚,374人回乡参加生产劳动,21人参加中央防疫队,13人考入艺术院校,还有人去工厂做工。图为被改造的妓女在北京清河制呢厂学习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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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妓女改造运动中,陈毅市长动用了一笔不小的外汇,进口治疗梅毒用的青霉素。他说:“对于她们这些人,我们有几条:一是给治病,二是治好了给职业,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图为经过改造的妓女参加卫生防疫队后给孩子打预防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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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3年,娼妓制度在中国大陆基本被全部埋葬,实现了毛泽东“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目标。图为1951年,上海市妓女从妓院被送往“新人习艺场”,她们微笑、挥手,摄影师拍下这个瞬间,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妓女们告别过去、开始新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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