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的力度有多大?国军士兵在打仗 听说家乡分了地 就叛变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无论是兵力、装备,还是人口、国土面积。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时,国民党陆军约200万,特种部队36万,空军16万,海军3万,其他军事机关101万,加上非正规军74万,总兵力430万。

同时,解放军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左右,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66万人。

总的来说,从数量上看,国民党军队与人民解放军的比例约为3.4比1,国民党86个整编师(军)中,有22个使用美式或半美式装备,加上从日军获得的大量武器,国民党军队在武器和机动性上也占有绝对优势。

然而,仅仅在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以低劣的装备战胜了敌人,渡过了长江,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

为什么国民党在短短三年内就输掉了一直以全部优势主导的战争?有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好,有人说是因为其内部腐败造成的,还有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不好.

这些因素都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但溃败绝不可能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土地改革的重要因素。

01

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为什么要进行这项改革?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

在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下,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耕地,有的地方甚至更高,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中农只有20% ~ 30%的土地。

千百年来,农民整日劳作,却吃不饱穿不暖。

阶级剥削下的不饱和食品,现在已经不是概念了。这不仅仅是为了几顿饭而挨饿。在旧社会,即使在风调雨顺的时候,饿死人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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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冬,组织任命李兴民为山东省济阳县农业救援协会主任,负责领导各级农会,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雇工增资、减租减息、借粮等斗争。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号文件,决定将土地政策由“减租免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济阳县的前期土改工作是在李兴民的领导下进行的。

土地改革有许多障碍。这种阻力不仅来自地主,也来自农民。

在那个年代,农民没有文化,思想也不先进,大多把土地改革当成新鲜事。一代代穷人虽然渴望翻身,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受传统观念束缚,总觉得别人的土地成了自己的,心里多少有些不自然。因此,在土改初期,通过挨家挨户的游说和召开诉苦会来改变农民的观念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李兴民领导的土改小组遇到地主和农民的双重抵制后,决定在情况复杂的安子坡村召开讨论会,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李兴民特意安排了几个经验丰富的长工参加会议,并特意请他们谈谈村子的历史,回顾村子几十年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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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工统计了一下:从民国初年开始,安子坡村有90多户人家,从1946年开始的近30年间,断了27户,其中13户是做长工的单身男子。为什么有这么多光棍?因为穷,娶不到媳妇。如果你娶了媳妇,你会饿死的。至于剩下的14户,有灾年逃离饥荒死在外面的,有因欠债吊死老婆改嫁的,有娶了老婆孩子却生病无钱治病的。

30年间,从贫农升到中农的家庭有两个,一个是光棍,一个是大户人家招的女婿。公公婆婆去世后,她卖掉了自己的土地,回到了安子坡村。但是有七八户人家是从中农沦落为贫农的。他们中,有的被骗去打官司卖地,有的娶不到老婆就卖地娶妻,有的因为生病卖地出医药费。

老长工认真统计完这些数据后,与会农民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一时间,一片唏嘘声。

混乱中,不知是谁在破口大骂:

“他妈的,反正穷人没有好东西,都怪命。”

这一声叹息让李兴民感慨良多。指责生活没有穷人的好东西真的不好吗?这个问题,一个叫长友的老长工被作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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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友是村里出了名能吃苦的人,从14岁就开始给地主打杂,成年后开始“扛大活”。他是个“全面手”,从喂牲口到赶大车,从锄头到镰刀没有不精通的。他一个人能帮地主种12亩地,每亩每年按350斤粗粮算,长友每年能给地主带来4200斤粗粮的收成。

长友要是有自己的土地,这样的劳动力足够他养活一家几口人,但不幸的是他是个长工,为地主干了五十年后,长友只攒下一亩多地,连个媳妇都没娶到,到老了还是绝户。

这笔账一算,会场的气氛像开锅一样沸腾了,人群中有骂街的,有叹气的,但是没有一个怪地主贪得无厌的。

02

旧社会的农民有多苦?我想,老长工给出的数据足以证明。

不管是90多户人家三十年绝户了27家,还是干了五十年只攒下一亩地的老长工,从现在的角度看起来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但在那个年月却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回顾历史长河,不难发现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土地及相关的问题是社会变革的焦点。在人类财富的创造中,土地处于基础、核心的位置,是农民衣食住行的保障。农民有多贫苦,对土地的渴望就有多大。

而地主作为剥削者,他们对土地的迷恋一点都不弱于农民。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地主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这种抗争,可以从李兴民的回忆中窥探一二。

起初,李兴民的工作小组为了启发农民觉悟,干脆模仿起农民起义的做法,将几个村里的农民组织在一起,手持农具、标语旗子,浩浩荡荡地游走在各村,一边走一边喊着这样的口号:

“春天缺粮借一斗,秋天就要还三斗。”

一天下来,西村的地主周家老太婆托人请李兴民到家中一叙,见面便开口询问政府的打算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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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民不假思索地回应:

“你把土地分给穷人,把粮食分给穷人。”

周家老太太没有当场同意,但也没说反对。但两天后,有村民跑过来告诉李兴民,周老太已经坐着马车逃到城西边的朱家庄去了。周老太外逃躲避土改后,各村地主隐蔽分散财产、出逃躲避的消息也不断传来。

虽然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至少证实了游走、口号、标语确实起到了宣传作用。

各村的穷人中,总有那么一个两个出去闯过见过世面的,这类人比一般村民思想活络些,是土改的积极分子,土改小组团结了积极分子,再进村组织群众就比较顺利了。

安子坡、尚坊子等村的土改逐渐震动了附近的村庄,各村农民开始跃跃欲试,地主们开始惶恐不安。面对这种情况,李兴民将工作组一分为四,留一个在这些村继续组织农民,其余三个小组则继续到各村继续扩大战果。

而在这个阶段,整个济阳县(乃至后来的全国)的土改工作都遇到了大同小异的情况,顽固地主们仿佛商量好了似的开始用相同的方式抵抗,这些方式在后来的总结中,可以归纳成“三步曲”。

03

  • 第一步:“不靠岸”和“肉头阵”

所谓“不靠岸”就是不落地、不落实的意思,而“摆肉头阵”是指任你怎么问,就是不开口说话。

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摆肉头阵的不只是地主一方,有很多农民也对工作组十分冷淡。

工作组不熟悉村里情况,每到一个村子都要先找村长,由村长派人接待工作组。当工作组例行公事出去串门宣传土改时,很少有主动打招呼的村民。好不容易碰到几个玩耍的孩子,想上前打招呼时,他们却一哄而散。

终于在村里找到个愿意说话的孩子,却得到了这样的对话:

“你吃的是什么饭?”孩子回答:“吃得馍馍。”“我看见你拿的是红饼子呀,不是白面馍馍!”“我爹说,我家吃馍馍,我家不是穷人。”

工作组知道,这种反常肯定是因为地主给了压力,于是便改变策略,想通过帮助农民劳动的方式拉近关系,然后再召开土改宣传,启发觉悟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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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作组主动帮忙劳动,人家也不用。

李兴民和通信员崔万昌在田里看见一个长工在锄地,便主动上前帮忙,但长工没有理会,二人只得在一旁看着,长工不时地斜视过来,但不说话。一连三天皆是如此,崔万昌忍不住说他:

“这人落后,给他干活还不理人……。”

长工终于开口了,他恐慌地四下看了看,然后说: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说罢这句话又四下看了看,继续说道:“你不知道,村里传出,谁靠近你们,就叫他钻进皮子窝(狐狸洞)。”

李兴民一听就知道肯定又是地主传出来的话,但他还远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两天后,隔壁村一个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反应积极的农会主任被杀害,扔在了村口的老坟地里。

这件事一出,李兴民才意识到对顽固地主分子动武力的必要性。

  • 第二步:假斗争与反宣传。

安子坡村的村长是个下中农,是厨师,因为经常在外面给红白事办酒席,很会讲话,觉悟眼界也高于一般农民,于是开诉苦会的任务就落在了村长身上。

1946年冬天的某一场诉苦会后,村长发现村里墙上宣传土改的大标语被人偷偷改了。比如,“中农的地自己种别人不能动”被改成了“自己的地自己种别人不能动”,“佃户租种地,白白费力气”也被改成了“穷人不要地,要地不得利”。

有人看见,该标语是在全村开诉苦大会时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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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步:破坏与逃亡。

破坏也是循序渐进的,起初,有地主妄图通过宗族关系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就是打亲情牌。

地主把金银首饰、粮食等分散藏在宗族亲戚家里,对他们诉苦说一些类似“咱是一个爷爷的公孙”、“财产不能被外姓得去”这种话。这种亲情牌很容易得逞,在安子坡旁边的五里庙村,就有一个贫农背着农会把地主的农具藏在了自己家。

有的地主更狠。有的村里的牲口刚统计好还没有分给农民的时候,骡马突然几天不吃草死了,到宰杀时才发现骡马肚里有很多细长的缝衣针。还有的地主粮仓白天刚被贴了封条,夜里突然“意外失火”,全部烧毁了。

总之,一些顽固派地主见保不住自己的“财产”,宁愿大肆破坏,也不愿分给穷人。

04

虽然李兴民说的只是济阳县土改的情况,可却能从一定程度上成了整个社会的缩影。

笔者扯了这么多和主题无关的东西,目的就是为了解释过去农民的生活有多苦,从地主手里分到土地有多困难。

不过对于地主来说,土地终究是身外之财,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多余的土地只能用来满足贪婪;而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赖以活命的资本。贪婪和生存发生碰撞,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地主心里一千个不愿意,土地最终也是要分到农民手中的。

只不过,这个碰撞的过程可能充满了不共戴天,充满了鱼死网破,充满了你死我活。

还乡团的报复是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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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坡附近的临集街,斗地主的积极分子一家四口被还乡团杀害并投入黄河冰窟窿里;临集区公所连续被还乡团袭击,农会主任不得不撤到县里,之前已经组织起来的民兵、贫代会也被迫停止活动。随后又是柳官庄农会主任、村长、妇女主任一夜间均被杀害,并丢弃在大街上暴尸。还乡团还在他们身上贴了条子,威胁不准掩埋。这样的流血事件频出,还乡团残忍杀害土改积极分子,全家老小一个不留的残酷事实让农民恐慌。

但土改工作不能畏难,一方面,各区开始加强民兵武装建设,加强游击活动,并组织联防,协同作战,每次遇到“小组子”(指还乡团和土匪)骚扰,便迅速出动还击。另一方面,将抓起来的还乡团、破坏土改的地主分子进行公审,要想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必须让他们也尝尝流血的滋味。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真的来之不易。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我党为了支援前线,积极发动土改。当时,有不少已经完成土改的村子甚至提出口号:“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和“参军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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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了几千年的农民实现了真正的翻身后,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如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不仅如此,各地的农民为了支援前线,纷纷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自发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为战地勤务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农民们还广泛建立民兵组织,解放战争中,晋冀鲁豫解放区累计有148万参军农民;山东解放区先后有59万青年参军,还有700万民工随军征战。

那是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军民一家亲”的景象,解放军几乎获得了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支援。

在抗日电视剧《亮剑》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作为政委的赵刚和刚被俘虏的国军士兵谈心时说道:

“弟兄们,你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你们的亲人有来信吗?”

下面一名俘虏大声喊道:

“长官,我是山东的,我们家里也在分田,我家分到了八亩地和一头牛。”“长官,我们哪儿都不去,就跟着共产党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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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可在当时也是真实存在的。

其实,有不少国军士兵也是家里没有地,为了吃饱饭才参军打仗,有的干脆是被抓了壮丁糊里糊涂地进了部队,在知道谁才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之后,倒戈、弃暗投明也算正常现象。

有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解放军兵力越打越多,逐渐改变了战争初期的劣势。而这种战局上的转变又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我军战斗力越强,敌方溃散投诚的人就越多,在淮海战役期间,敌军投诚的例子比比皆是。

最为夸张的要属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两个军好几万大军,除极少数逃出包围圈外,绝大部分人缴械投诚,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而国民党军的起义投诚为战争的胜利添加了催化剂,这种投诚虽然是直接来自我军的军事打击而不是土改,可也离不开土改的间接影响。

若把前面这些无用的废话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全文完】

文/今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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