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下上海的“空城”

文/安东尼里德

2022年4月,里德离开上海。

他曾在绍兴和青岛短暂停留和学习,后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海防路,但因为房租涨得太高,就搬到了愚园路一栋老洋房的一居室。除了商业拍摄项目,Reed喜欢带着他的相机漫步在上海的街道上,拍摄那些在超大城市中孤独的人。今年3月中下旬开始拍摄疫情下的上海。虽然当时整个城市还没有关门,但曾经游人如织的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城隍庙、静安寺已经开始显现出“空城”的气质。

以下是里德的自述:

2008年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知之甚少。年轻时对亚洲,尤其是东亚有一些幻想,促使我来到中国。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北京奥运会,但奥运会确实给我留下了印象: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那时候我24岁,刚毕业,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这一年,我的双胞胎哥哥去了伦敦(他也是摄影师),我来到了中国。我离开英国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离任,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仍然影响着英国的方方面面。离开英国是一种消极抵抗。

在中国的这14年,从焦虑如何靠商业拍摄支撑自己的艺术创作,到担心过多的商业拍摄会影响自己的艺术创作,——每天的生活就是过山车。如果说大起大落是任何人都能经历的人生片段,那么最近三四年,只能说大起大落大于跌宕起伏。

每年的1月(春节前)是我定期续签工作签证和提交材料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在2月或3月拿到新一年的工作签证。在上海,我注册了自己的工作室,签证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办的。以前很顺利,但是2022年,我经历了第一次拒签。我跑到窗口去问,得到的回答是“没理由,别再问了”,尽管我的“工作证”有效期到2023年。这意味着:我必须在3月9日之前离开中国。

虽然我一直知道不可能在中国呆一辈子,总有一天会离开,但在最初的想法里,我是想在准备好的时候离开,而不是被强迫或者被告知。突然之间,我的工作和生活都乱了。我陷入了恐慌的两难境地:很多工作要取消,房子要退(租),带不走的摄影器材要卖掉……还有机票,昂贵的机票。

我怕时间来不及,所以2月份,我又去了签证中心,希望能争取到一个缓冲期。奇迹般地,他们同意了,于是我的出发日期变成了4月9日。紧迫感有所缓解,但另一个变化来了:3月初,上海爆发奥米克隆疫情,部分小区已被封闭控制。我又感到焦虑了。我的航班会被取消吗?新航班会更贵吗?我会被封在家里吗?怎么才能把原本打算卖掉的东西弄出来?我走不动了怎么办?我在国内,但是签证过期了怎么办?我会被拘留吗?

果然,事情朝着最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小区被取缔,商店和公共场所相继关闭。我意识到我的社区离被禁不远了。于是,在被屏蔽之前,我拿起相机,去拍上海街景。这一切让我感觉像是“场景再现”。

2020年1月,疫情刚刚蔓延到上海,大家都害怕病毒和(飙升的确诊)数字,都拿不到口罩。离开这个国家没有困难。2月1日,我飞到纽约,和我的兄弟聚会。我以为疫情很快就控制住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看似半年左右就控制住了,但没想到,病毒先传到了欧洲,然后传到了美国。四月,纽约经历了封锁。封锁和中文的“关闭城市”不太一样。在纽约,所有安排都只是“建议性的”,并不是强制性的。路上人少了,也不空了。4月5日,我和哥哥拿起相机,花了两天时间拍摄素材,做了一个短片《疫情下的纽约》(新冠肺炎时期的纽约市)。出乎我意料的是,有人嘲讽戴口罩,各种阴谋论开始流传。

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下上海的“空城”插图1

美琪大剧院,摄于2022年3月下旬

两年多过去了,病毒还在不断变异。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到疫情之前的样子了,尽管全世界都宣布疫情正式结束。在上海空荡的街道拍摄时,感觉很微妙,甚至有点诡异。我在欧洲的朋友都感染过奥米克隆,有的感染过不止一次,但都没什么大碍。这给我的印象是病毒已经减弱,人类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上海)对较弱的病毒变种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这让我很困惑。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只想快点离开。

从“不得不离开”的期满,留下来,赶紧离开。这前后的心理变化应该不超过一个月。

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下上海的“空城”插图3

外滩附近,2022年3月下旬拍摄。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呆上十年以上。

年,都会有很复杂的感情。在上海,我有很多聊得来的朋友;我的收入虽然远未达到「舒适」的程度,但丰富了我的经历和创作。这里的生活确实便利,但(我)也会想起几年前就消失不见的午夜路边摊炒面、烤串,越来越少的 Club 和周末夜晚倒在路边喝醉的人 …… 还有不断远去的朋友。这里有太多的回忆,不是买一张机票就可以马上切断的—— 但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我应付不来。

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下上海的“空城”插图5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4 月 1 号浦西开始封控之前,我在周边的市场、路边(竟然看到了路边卖菜的)买了大量的蔬菜和方便面、饼干。旁边的几家便利店几乎被抢空了 ——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当时的说法是,预计封到 5 号,而我是 9 号的飞机去纽约。我想,或许还有机会和朋友们做最后的道别,但朋友都告诉我要多准备一些(物资),也别期望最后的道别了,有机会总能再见面的。

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下上海的“空城”插图7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5 号没有解封。我开始担心食物不够,以及 9 号不能走。我在微信上问了居委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打交道。我从来不知道小区还有一个「居民委员会」,十几年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概念,但现在的出入都要经由他们许可。他们告诉我不能擅自出去,哪怕我的签证马上过期,我要离开中国了。于是,我一面联系英国领事馆,一面又和居委会商量,我该怎么出去。另外,食物方面,朋友告诉我怎么在 App 上买菜 —— 我下载了好几个,一次都没有买到过。我这栋楼里都是老人,只有我和隔壁邻居算是「年轻人」,他是个意大利人。我俩都不知道怎么去问邻居买菜的办法,老人也都不太会用那些 App。

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下上海的“空城”插图9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很崩溃。食物的话,如果省着点吃,应该可以撑到 9 号。但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出去。领事馆联系到了我所在辖区的公安局,但公安局表示他们和我的居委会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后是我的一个邻居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了居委会,允许我 9 号离开。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抵达浦东机场。所有交通工具都停了。通过在微信上向各种人紧急求助,最终联系到了几台可以提供这种服务的「合法车辆」。有一辆「黑车」说可以带我去机场,要 3000 块的车费,我拒绝了。为了万无一失,我预定了三辆车,都付了定金,最终选择了一辆大巴。出发前几天还要不断地做核酸,我反复确认手机里最新的核酸报告、疫苗证明,还有机票信息、护照、健康码、行程码 —— 所有这些能让我「通关」的证明,我一遍遍地查看,想用最快的方式把它们展示出来。

离开小区之前,保安还反复和我确认:「你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是吧?保证不回来了吧?」我笑了笑:「对,保证不回来了。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封控期间不要再回来了,否则流程很麻烦。

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下上海的“空城”插图11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整辆大巴车,只有我和我的行李。车窗外是上海的夜,路灯都还亮着,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和车。我拿出手机拍摄窗外的景象,这或许是我能拍到的、经历的最后的上海了。司机穿着全套防护服,看不到他的样子,他一句话也没说 —— 这很好,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他可能每天要负责好几次这样的机场之旅,带着和我同样遭遇的人离开上海。从我家到浦东机场只用了 36 分钟,从来没这么快过。出乎意料的,我快速地通过了各个关卡和安检。在登机口候机时,放眼望去,空荡荡的,一排排座椅上都没有几个人,灯光也很暗,我感觉像在电影院,电影已经散场,人都走空了。

飞机起飞后,我才真正地放松下来,其他乘客也是同样的神态。我开始思考我在中国的经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说过,「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和某个人的见面是不是你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现在,我对这句话开始有了一些理解。把「人」换成国家,也一样。我童年离开博茨瓦纳(Botswana,Reed 儿时曾随父工作在此居住),现在离开中国,可能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下上海的“空城”插图13

上海街头,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在中国十几年,2010 年左右,拿着相机在路上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讶:无论是拍摄路上的行人、老弄堂、拆迁的工地,还是在最繁忙的商业街,顶多会引人多看一眼。大概从 2018 年起,尤其是疫情之后,我带着相机,哪怕什么都没有做,总有保安过来问我在拍什么、我是哪里人、为什么要拍摄,有时候甚至被呵斥、赶走。曾经与保安、年长的居民畅快闲聊,听他们自豪地讲述背后建筑的零星历史和故事 —— 这样的经历已经消失了。2022 年初,因为商业项目我去了济南,工作结束后,在济南的火车站,当我拿出相机准备拍摄新盖好的车站建筑时,被保安拦住。他抓着我的胳膊,冲对讲机说着什么(我没听懂)。之后来了两个警察。那个保安情绪很激动,对警察说着什么,我只听到了「美国间谍」四个字,围观的人开始越来越多。警察看了我的护照,了解到我不是美国人,让我删除了照片之后就放我走了。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为什么我会被当作「美国间谍」?分不清白人的国籍我还能理解,但「间谍」?

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下上海的“空城”插图15

紫金路,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0 年,我从纽约辗转到英国老家待了一段时间,7 月回到上海,经历了 14 天的隔离后,终于可以出门了。那时候的上海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样子,很多人在户外不戴口罩了。而当我在路上摘下口罩想松口气的时候,会有人走过来告诉我要戴上。我觉得他们说得没有错,我立刻会把口罩戴上,但同时也发现这些人不会对不戴口罩的中国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我越来越觉得,我,一个外国人,一个「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异化」。「白人 = 美国人 = 病毒」这样的想法也越来越多。在对方喊出「口罩!」并作出一个手挡住脸的手势时,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解释「我不是美国人,我核酸阴性,我打了三针疫苗」。我觉得很无辜,也很无奈。

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下上海的“空城”插图17

外滩招商银行,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1 年 3 月的时候,美国开始「反对亚裔歧视」的游行和运动。针对亚裔的系统性歧视在美国一直都有,但随着新冠疫情而变本加厉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甚至谋杀越来越频繁。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把对于病毒的负面情绪投射到「外族」身上,好像消灭了外族就可以消灭病毒一样。

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下上海的“空城”插图19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在上海的经历,如果用情绪的波澜作为衡量标准:从逐渐增多的不快经历,到开始质疑、怀疑、自我怀疑,再到最后一个月几近崩溃的「沸腾」—— 这个过程并不是由一个个事件节点构成的,好像我们学历史的时候,总是说「某某事件导致了某某某」—— 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你并不能看到这些节点,那是一个缓慢加速的过程。很多时候,事件也并不是「砰」地一声开始或结束的。只是当你回顾的时候,你会去追溯,某时、某地、某事也因此被赋予了象征的意味。

现在我已经抵达了纽约,和哥哥、嫂子还有他们的家人团聚了。如今的纽约和我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马路上都是感受早春天气的人,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戴上口罩,但戴口罩在这里已经不是主流。我哥哥继续拿起相机,准备在路上边逛边随便拍拍。我和他说,我一下子看到路人都露着脸,太多的脸,还有那么点不适应。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习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多多讨论的现象。等时差调好了,我想联系一下之前的那些客户,看看他们有没有拍摄需求。最近的花销确实有点多,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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